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和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

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宗“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我国领导人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我国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我国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的人反而越多。我国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知识主流；

（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

（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我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