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气候大会新征程 将从“争空间”向“谋合作”转化
|
|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巴黎气候大会将于11月30日至12月11日召开。这是联合国第21届气候变化大会，也是一场备受期待的会议，主要目的是达成关于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议，意味着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巴黎气候大会即将达成的新协议面临哪些挑战？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将有什么突破？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顾问张晓华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记者：按照计划，巴黎气候大会将形成有约束性的文件，对2020年以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具体安排。其目标之一，是到本世纪末将温升控制在2℃以内。如何理解这一目标？
张晓华：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长期挑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从科学、政治、经济和技术等不同的方面分析，才能更好地认识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研究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认识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最新的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给出了很多明确的结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观测到的许多变化在几十年乃至上千年时间里都是前所未有的。1880-2012年温度升高了0.85摄氏度。1951-2010年全球温升的一半以上极有可能是由人为活动造成的。如果延迟采取行动，将增加严重、确实、不可逆影响的可能性。温升和累积排放呈现近似性关系，实现两度目标只有1000GtCO2的排放空间。
当然一直以来，对于气候变化的科学性和IPCC的结论都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实际上应该质疑的不是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也不是IPCC的权威性，真正可以质疑的是对于IPCC结论的解读，如何科学的理解和使用这些结论。比如2度温升对应的排放空间的问题，IPCC综述了现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从科学上讲，确实不能给出一个一一对应的关系，但从决策者的角度需要一个简单和相对确定的结论，所以对于2度升温就得出了这么一个排放空间。首先不能僵化地把它理解为确定无疑的科学结论，其次也不能以此来质疑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性。这不是一种客观的解读方式。
总体而言，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性的认识，奠定了我们采取行动基础。对科学性的认识越确凿，我们采取行动的决心就越强。这些年来虽然对气候变化科学性的问题还有所质疑，但是质疑的声音相对来说越来越少。或许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科学认识永远不能穷尽，但这都不可能成为不采取行动的理由。人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关切已经超出了单纯气候变化本身带来的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变化问题成为了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一个现实的切入点。
记者：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吗？如何实现共赢？
张晓华：应对气候变化是发展观的问题，经历了不同的认识阶段。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之初，人们对它的复杂性还缺乏充分的认识。一方面人们认识到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将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威胁，另一方面，认为应对气候变化还主要是分担经济成本的问题。《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人们认识到这不仅是经济成本的问题，更涉及到国家深层发展。
这时候人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更好地发展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德里部长级宣言》明确提出，需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应对气候变化。从此之后，人类社会一直在致力于探寻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共赢之路。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并非是对立的，是可以找到一条实现绿色增长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未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能够得到真正解决的根本基础。
记者：近年来，从国际社会的关注度看，气候谈判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您认为气候谈判对国际政治利益格局有何影响？
张晓华：气候变化问题关乎全人类的利益，在全球的层面，国家是行动的主体。每个国家有责任采取行动，但是又有着不同的责任。不采取行动不但影响自己，将影响所有人的利益，事关全球道义，但如何采取行动又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成为一个典型的国际政治问题。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必然受到国际政治利益格局的影响。气候变化谈判一直以来就维持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阵营”，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三股势力”的格局。但随着各国在气候变化上利益的演化，气候变化问题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国际政治的利益格局。现在气候变化问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大，在国际政治领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成为了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抓手。
记者：您认为巴黎气候大会即将达成的新协议面临哪些挑战？
张晓华：传统的“两个阵营，三股力量”的利益格局依然存在，排放大国和排放小国矛盾开始浮现。新协议仍面临着诸多关键问题需要解决。
首先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具体落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大的发展中国家是坚持这一原则的。发达国家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分化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阵营里也确实出现过一些矛盾。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共区”原则的重要性和对维护他们利益的重要性。波恩案文被驳回之后，“共区”原则是新协议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第二是减缓、适应（包括损失与损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的平衡体现。这与“共区”原则是紧密联系的。尤其是资金问题，2020年发达国家承诺的1000亿资金目标缺乏明确的路线图，2020年后缺乏明确的目标。资金问题现在极有可能成为巴黎会议成败的关键因素。
第三是如何保证自主贡献满足2度目标和《公约》目标的要求。如何弥补自下而上的目标和自上而下的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保障贡献力度逐渐提高的机制成了巴黎谈判的重点内容。
第四是协议的法律形式。如果没有法律约束，巴黎协议的效果将大打折扣。目前的案文是按照法律文书在谈，折中的方案是协议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但是目标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也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长期性。
巴黎协议既有成功的基础，也有失败的风险。巴黎协议做了充足的准备，影响协议的核心关键问题也不断取得突破。比如“共区”的问题，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定了大的基调。关于通过审评提高力度的问题，是最近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的重要的成果。再就是低碳发展、绿色经济成了大势所趋。在大的问题上大国之间达到共识，谈判成功的基础比较牢固。应该说会达成一个成功的协议，但是协议的力度值得分析。巴黎协议失败的风险也还是存在偶然性的，希望巴黎不要重蹈哥本哈根的覆辙。
记者：巴黎会议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方面将实现什么突破？
张晓华：巴黎会议不是终点，而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气候进程的一个新的起点。气候谈判将从“争空间”向“谋合作”的方向转化。合作形式将进一步多元化。合作与国际贸易相联系。目前协议里相对欠缺对合作的考虑，协议需要有对责任的分担，但是还需要取长补短，通过合作减少成本。应该把技术合作和创新作为国际合作的要点。
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重要性作用更为显著。南南合作对中国来说成为既可以体现责任、又能够维护发展中国家团结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渠道，中国地位日渐凸显。
记者：中国如何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呢？
张晓华：中国应积极参与和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制度的建设；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特别是科技交流和合作；积极开展南南合作，推动我国环境友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提升智库能力，传递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