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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记者王振红)全球气候变化导致地球生态系统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进而影响到经济、政治、社会各个方面。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议题。1971年以来,全球几乎所有冰川、格陵兰冰盖和南极冰盖的冰量都在损失。而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表的一项全球性民意调查显示,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气候变化是公众的最大担忧。那么,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中,普通公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公众如何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践行低碳生活方式呢?对此,记者专访了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后李玉洁。
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博士后李玉洁
记者:在应对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中,普通公众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李玉洁:气候变化是全球广泛关注的科学议题,也是跟公众生活紧密相关的社会议题,已经影响到了公众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与实现低碳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对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认知是政府制定气候政策的重要部分。同时,公众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者,若想成功减排和实现低碳发展,则需要数十亿的人类改变他们的行为举止,因为公众每天的个体行为共同对地球气候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公众认识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才会愿意改变改变自身的态度和日常行为。因此,广泛动员全社会,“自下而上”地推动公众参与是将应对气候变化不断引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记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那么,您觉得当前我国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关注程度如何?
李玉洁:当前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还处于一种“高风险低认知”的状况,对气候变化的原因和后果等方面还存在诸多误解,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几方面:
一是从自然方面看,气候变化中所蕴含的天然特性,对公众的理解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和挑战,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科学议题,公众了解和认识它,需要较高门槛的专业知识。
二是从心理层面看,气候变化的抽象概念似乎远离人们的实际生活,人们往往很难一下子凭自己的感觉对气候变化做出准确判断。因为人们通常总是习惯于或易于认识和体验到那些具体的、接近自己生活的鲜活的风险如失业、经济下滑、雾霾、水污染等等各类问题。
三是从社会层面上看,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都保持一种无视或被动旁观的态度,不认为个体行动对应对气候变化产生实际作用,而在没有社会支持或集体压力的情况下,公众很难采取行动。这些都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程度不高,对气候变化风险的认识不够。
记者:针对当前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度不高的情况,您认为目前有哪些措施能提高公众的意识?
李玉洁:首先还是要更深入地了解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获取到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并揭示影响他们意识的背后因素,进而采取针对性地措施来提升意识。在这方面,民意调查就是一个比较科学的收集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工具。
据我所知,近些年来,国家环保部、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汇丰银行、世界银行、皮尤、盖洛普调查公司、尼尔森、BBC等国内外机构都进行过专门的或涵盖中国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的调查,提供了一系列的基础数据。但是基于这些原始数据,我们还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分析,比如进行农村和城市公众的对比分析,进行人口统计学的交叉分析,以及进行群体特征的分众研究。
现阶段我觉得打破笼统的公众概念,将公众基于气候变化认知的特征进行群体分类十分有必要。比如耶鲁大学气候传播项目和乔治梅森大学气候传播中心在美国进行了将近10年的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并于2008年提出了著名的“六类美国人”理论,即基于调查将美国人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分成六大类“震惊者、关心者、谨慎者、无所谓者、怀疑者和轻视者”,从而对美国公众气候变化的认知进行了细分研究。该机构2011年又根据对印度公众气候变化认知调查数据提出了“六类印度人”。此外,BBC的亚洲气候变化研究2012年对横跨孟加拉、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等七个亚洲国家的33500人进行了调查,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将这七个国家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分为以下五个组:得过且过组(Surviving)、犹豫不决组(Struggling)、积极适应组(Adapting)、愿意行动组( Willing)以及未受影响组(Unaffected)。我们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对2013中国城市公众低碳意识调查后,按照公众的低碳意识和行为特征,也将中国公众细分为“低碳乐活族”、“低碳意向族”、“低碳行动族”和“低碳潜力族”四个族群,每个族群的低碳概念认知、低碳政策认知、低碳付费意愿、低碳行为表现都有明显差异。
我想基于上述的分众研究数据,再针对性地提出相关的传播和政策措施来提升公众的气候变化意识可能更加有效,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有的放矢。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