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走向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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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何深入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到目前为止，中国进行了两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最早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扩容，第二批自由贸易试验区包括广东、天津、福建。
2014年12月，中国政府印发《关于推广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的改革事项包括投资管理领域、贸易便利化领域、金融领域、服务业开放领域和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领域，共计23项措施；在全国其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复制推广海关制度创新、检验检疫制度创新领域的6项措施。
2015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牵头负责，建立了国务院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工作。该制度对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试点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协调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及时评估、总结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提出复制推广意见和建议等。
2015年4月20日，中国政府公布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和《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这些方案进一步明确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国家战略，广东自贸试验区立足推动内地与港澳经济深度合作，天津自贸试验区立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福建自贸试验区立足于深化两岸经济合作，上海自贸试验区继续在推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货币兑换自由、监管高效便捷以及法治环境规范等方面担当“领头羊”。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未来走向哪里？
尽管2015年4月中国政府公布了自由贸易试验区方案，并实施统一的负面清单，但是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道路仍然是需要时间来证明一切。
首先，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建立规范、完善的治理结构。无论是最早的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是后来的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都面临治理结构上的缺陷。现有自由贸易试验区都有海关特殊监管区，都有多个片区，必然涉及到基层管理机构的治理结构。这些基层机构是政府的派出机构还是法人治理机构，如何与地方政府特别是当地行政区政府之间的治理结构相协调，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例如，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与深圳前海、南沙新区、横琴新区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就面临与天津滨海新区、天津港片区、天津机场片区等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面临与厦门、平潭、福州片区之间的治理结构协调问题。
其次，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解决碎片化问题。现有4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都是12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最大，为120.72平方公里，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最小，为116.2平方公里。国家进行批复和设计自由贸易试验区，从2013年到现在都没有明确说明其依据和标准。实际上，自由贸易试验区面积在120平方公里左右做文章，肢解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甚至破坏了原有的规模效应，特别是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的自由化。例如，平潭岛变成岛中区，自由岛功能大幅被削弱。一区多园会增加更多的运行成本，不能有效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效应和功能，它只能是权宜之计，未来将会进一步扩容到整个地区。
第三，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一个科学的、规范的标准。中国各地都在积极申请自由贸易试验区，重复当年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开发区过多过滥的故事，圈占大量的土地资源，并带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当前，全国进行深化改革，特别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审批，提升经济效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和批准，也应当是减少审批，鼓励相关机构根据中国国情，借鉴国内外的经验教训，制定和设计科学、规范、合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准。例如，营商环境、贸易便利程度、投资自由度、制度创新等。这样，全国各地之间开展制度创新、公平竞争，哪一个地方达到自由贸易试验区标准，就自动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哪些地方不积极创新，不转变政府职能，不改善营商环境，就难以获得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申请资格。
总之，未来自由贸易试验区不再是一哄而上，不再是政策高地，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自由区、创新区，该区域内交易成本尽可能低，经济效益大幅提高，落实国家战略布局，有助于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能力。（胡江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