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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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要改，要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公益性角色
记者：我们看到，你在多个场合把国企改革作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问题，它关键在哪？如何明晰体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迟福林：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需要明确界定国有资本的角色。
从2005年到2010年的5年时间，国有资本从23万亿增长到53万亿元，提高了一倍。但总体上看，国有资本尚未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公益性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非公经济的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并强调“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应当看到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市场关系的关键问题，形成以公益性为重点调整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新格局。
记者：就当下的现实看，国有资本要实现这种公益性的目标，我们感觉，需要更明确、更有力的变革来实现、来确保。
迟福林：是的。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有四个大的亮点，一是以混合所有制结构为主，不再以单一所有制为主；二是要在打破垄断上取得重要进展；三是国有企业要加大公益性投资，今后重点是公益性投资；四是规定公益性领域一些比例要求。
也正是因为国有企业改革与政府、市场关系的关键问题，要明确国有资本提供普遍福利的目标，把国有资本重点配置到公益性领域；要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提高国有资本用于公共服务领域的比例；要加快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此外还有一点，就是公共服务业也要向社会资本放开。
加快地方政府向公共服务主体的角色回归
记者：改变政府主导的增长模式，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格局，你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和角色？
迟福林：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在于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当前，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突出反映在竞争性地方政府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上。
具体来讲，综合多方面的情况看，地方层面已经形成以做大GDP总量为导向、以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和干部考核为约束的激励机制、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种改革开放以来为调动地方积极性，逐步形成的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在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今天逐步演变为地方层面的增长主义倾向，并成为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债务等问题的主要“病结”所在。竞争性地方政府模式不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相反，它是在新的情况下造成经济矛盾、经济风险的根源之一。
当然，这里提出地方层面增长主义倾向的问题，不是把“板子”打到地方政府身上，而是要客观分析形成竞争性地方政府的体制因素，寻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有效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