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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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推进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
记者：要市场主导，而不是政府主导，如何体现在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中？
迟福林：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寻求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有效路径。当前，经济转型的突出矛盾在于投资消费失衡。推进投资与消费动态平衡，是形成政府与市场关系新格局的第二个方面。
为什么要讲这个平衡？就是因为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为什么走不下去？不仅在于这些年以欧美为重点的外部市场需求萎缩、国内投资效率明显下降，更重要的在于，投资主导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做大GDP而投资，从而带来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使产能过剩呈现出全面性、长期性、甚至绝对性的突出特点。
这种情况下，投资主导的增长还能再走10年、20年吗？我的看法是，它已走到尽头，迫切需要转型。只有通过市场化改革过了产能过剩这一关，才有可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记者：投资主导的增长不可持续，需要转型，这在认识上问题可能不大，关键是现实中很艰难，有路径依赖。
迟福林：政府主导必然导致投资主导，投资主导的源头在政府。投资冲动，实质上就是政府的投资冲动。当前，经济转型不是要不要投资的问题，也不是投资多寡的问题，而是要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使投资结构与社会需求结构相适应，减少和停止低效、无效投资，增加和扩大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投资。
我一再称消费主导投资转型很重要，不是不要投资，而是要实现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目前，消费结构升级、消费释放正处于重要阶段，释放13亿人的消费大市场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市场化改革，就是要把13亿人潜在的大市场，转变为现实的大市场。
记者：关键是，怎么才能释放这个消费大市场？或者说怎样才能让老百姓愿意花钱、敢花钱？
迟福林：老百姓的收入水平不高，社会福利没有一个可靠的保障，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都不会得到释放。你要讲建设消费大国、形成消费主导是缺少基础的。为什么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国民收入导向的发展，而不是GDP导向的发展？就是因为消费型社会，或者消费主导的格局必须建立在国民收入导向的基础上。
这个转变转得好，我们内部的市场需求、社会需求就能够奠定一定的基础，从而使中国未来的20、30年可持续增长，奠定在自己的基础上，我们才敢说中国进入了一个可持续增长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