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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对劳动力市场的分析中，新获诺奖者也提出了“政府的干预政策能不能使市场更为有效运作”的课题。李才元认为，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和基础强调“理性人”、“经济人”，但危机使人们认识到，经济生活中如果没有“道德人”参与，最终结果一定是崩溃。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们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都应该有很大空间可以有所建树。在这个意义上说，“能不能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还重要吗？这是人类智慧共同的继承和创造。”
不过，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看淡诺贝尔奖，并非不注重自我反思。
经济评论人士崔宇认为，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这中间，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是重要原因。
他认为，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他们的“通病”是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这使得技术性强、并偏重基础理论的诺贝尔奖常常与中国经济学家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