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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然不少
即便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中国食品安全仍显基础薄弱，特别是一些危害严重、影响恶劣的重大事故的发生，令公众对食品安全不够信任。
前述食安办领导表示：“广大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而是说明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后，特别是在基本解决群众温饱问题的情况下，群众对生活有了新的期待，更高的要求。”
在他看来，违法违规使用添加物是当前影响食品安全的突出矛盾，是食品安全恶性事故常发、多发的领域。
他解释说，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改变，加工食品消费的比重越来越高，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大，流通领域越来越宽，一旦出了质量问题，就容易形成跨地区、跨群体的系统性食品安全事件。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都是典型的非法添加案件，近年来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也大多与此有关。
这位领导指出，当前食品安全形势严峻，主要是监管和深层次两个方面的原因。
从监管方面着眼，监管体制还不完善，监管能力比较薄弱，打击惩处和责任追究不到位，食品安全工作还缺乏社会合力。
从深层次原因来看，主要是产业素质总体偏低，增长方式落后，小、散、乱问题突出；此外，投入严重不足，与食品产业发展的现状不匹配；企业管理能力偏弱，安全基础不牢。
中国内地的食品工业，以中、小型企业为主，种植、养殖环节也是小、散问题突出。全国13亿多人口每天消耗约200万吨粮食、蔬菜、肉类等食品，共有食品生产企业40多万家、食品经营主体323万家、餐饮单位210万家、农牧渔民2亿多户，小作坊、小摊贩、小餐饮更是数量巨大。
以生猪养殖为例横向比较，美国养猪户数仅有7万，中国则有6700多万；美国养殖规模在500头以上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出栏量占全国的96.6%，中国养殖规模在500头以上养殖户提供的生猪出栏量仅占全国的31.5%；美国4家大型肉类企业所占市场份额超过90%，中国排名在前10位的企业所占份额不到10%。“生产经营者规模偏小、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给食品生产质量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很大困难。”食安办领导说。
前述农业部有关领导亦称，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之所以难，难就难在与世界上任何国家比，我们面对的经营主体面广量大、小而分散。他断言：“不改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低，生产经营方式落后的状况，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而在中国食品消费总量和种类都迅速增长的同时，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法规标准、风险监测、人才队伍、技术装备以及企业投入、管理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薄弱环节。
研讨班学员、宁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史小华说，近年来，宁波市委市政府明确，自2009年开始，全市食品抽检达到每年每千人4批次，每年投入检验经费3000余万元，目前食品检验检测数量和覆盖面基本接近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此外，各监管部门还进行快速检验100多万批次，进行大面积筛查。
宁波的“大手笔”令一些研讨班学员很是羡慕。有研讨班学员在发言时，直陈当地监管部门，特别是基层监管部门“缺人、缺钱、缺设备”。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有关领导在讲课中说，目前全国72个地级区域、1305个县级区域未设立食品生产监管机构，全国专职食品安全监管人员5982人，与其监管的食品生产者的数量相比，平均每人监管51个生产者。
他以乳制品为例说，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乳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仅风险监测就需经费10亿元，落实生鲜乳、原料乳粉批次15%抽检需经费6亿元，落实出厂产品每周抽检需经费93亿元。2010年，质检总局拖欠检验机构经费1.2亿元，地方质监部门检验经费缺口20亿元以上。
前述农业部有关领导以检测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为例说，一次快速检测一头生猪尿样需15～20元，仪器确证检测一份样本需500～1000元，基层要开展从养殖到收购、贩运和屠宰各环节检测，现有经费明显不足。
他分析说，长期以来，农业的产业体系、技术体系和保障体系基本是围绕增产而建立的，质量安全工作相对滞后。即以科学研究来看，我国对增产技术的研究比较领先，对质量安全的技术研究较少。“通俗地说，高效、低毒的农药没发明出来，即便发明出来了价格也很贵，政府又没有相应补贴，农民怎么用得上？”
另从思想认识看，一方面，部分生产经营者质量安全自律意识不强；另一方面，部分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科学认知水平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