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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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号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制度文化建设是一项基础工程。本文回顾历史，着眼现代化，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蕴含的重要文化理念。
文化为制度之母。文化制序化为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实践成果的制度化形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总结经验教训，创新观念理论，摸索改革前进，建构新规则、新体制、新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轨迹。其间，观念引导实践、制度固化观念。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的变革与重塑，特别是创新、民本、发展、和谐等社会核心理念的强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的酵素和母体，凝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
一、创新
创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属性。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践创新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的历史，是实践创新的历史。第一，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民人民共和国，开始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第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改革开放，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90多年的奋斗、创造、积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都是创新性实践，都是指向建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是行不通的。“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既不可能、也行不通。毛泽东为此指出：“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足取。毛泽东最早意识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向全党提出了鲜明的警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主张“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东西。” 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严厉批判照搬苏联规章制度的现象，提出“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倡导要有“独创精神”。邓小平后来说：“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所以，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党的实践创新中树立起来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理论创新的成果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社会主义实践运动是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完善也不能照搬书本，搞教条主义。 “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出现的所有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 “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创新之一。长期以来，许多许多理论家一直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的利益和收益最大值）来决定的。”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对这一理论症结做过历史学剖析，他说：“人们通常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加区分，这是因为二者自中世纪以来始终齐步前进，因为人们把资本主义当作推动经济进步的动力或经济进步的结果。其实，物质生活是一切的基础：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市场经济本身也是依赖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资本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坚决地突破了对市场经济的传统认识，坚持要突破理论桎梏，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告诫全党“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进一步重申和规范了这样的思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建立在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之上，党的十四大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