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溯中西文化的源头——读《论语》、《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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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那个时代，几种成型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奠定了当今世界文化图景的底色。
西方文化的源头在古希腊，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先驱之一是柏拉图（ Πλάτων ，约公元 前427年-前347年），柏拉图思想的代表作是《理想国》。而儒家对建构东方文化的影响是无以伦比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与其弟子对话形成的《论语》是东方文化经典。读《论语》与《理想国》，可以洞悉中西文化不同的基因，品味到各自的文化风格和价值取向。
《理想国》宣扬的核心理念是“正义”，《论语》宣扬的核心理念是“仁”。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树立起“正义”的观念，指出正义原则是：“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或“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人干他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干涉别人份内的事”，也就是各守本分、各司其职。从外及内，《理想国》提出正义的人不许可自己灵魂里的各个部分互相干涉，也就说自己要能够主宰自己。正义是心灵的德性，不正义是心灵的邪恶。正义的人又聪明又好，不正义的人又愚蠢又坏。正义的人生活得好，不正义的人生活得坏。正义的人是快乐的，不正义的人是痛苦的。而作为国家政体，有正义的政体，也有不正义的政体。现实中，有四种政体：王政或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理想之中，哲学王做统治者的智慧王政体才完全符合正义。
在《论语》中，孔子突出强调仁者爱人。他通过比较“君子”、“智者”、“贤者”“善人”、“清者”、“孝者”、“忠者”、“勇者”、“刚者”、“好学者”等与“仁人”的不同，说明“仁人”要兼具这些优点，综合了各种道德品质的才是“仁人”。子张问仁，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孔子把“仁”视作人性之本、做人之标、立世之道。
《理想国》使用归谬法、《论语》使用描述法，对各自的核心理念进行了阐明。
《理想国》先将想到的所有命题列出，然后假定命题正确，用已知的事例或道理，用三段论推理的方法推出矛盾，从而证明预设命题的错误之处。这也就是苏哥拉底的真理“助产术”。而《论语》对于“仁”的说明，使用的是浅显易懂的名言警句和形象比喻，其方法长处在于鲜明形象生动，逻辑说服力退而其次。可以看出，《理想国》是为了寻求“正义”的真理性，《论语》则是为了让人信仰。如果你信仰了，那么它可以作为你的行为准则；反之，如果你不信仰，也无关思想纠葛。《理想国》追求“正义”的知识，客观性较强，目光向外，就是将“正义”当作可研究的对象来看，来进行客观的分析，给出它的内涵规定、它的使用范围、它的作用效果、它的目的，处处彰显真理的光芒。《论语》则是教诲人的思想行为，是让人照着“仁”去践行，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信仰的力量。
柏拉图思想的支柱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相应地，孔子褒扬“内圣外王”的“圣王”。
先秦典籍中，“圣王”是中国人理想的统治者。尽管孔子没有正面揭示“圣王”的内涵，实际上应是“人伦之至”的道德楷模。所谓“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天下之权称也。”（语出自《荀子•正论》）假若圣人成为统治者，他会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国家呢？答案是德政教化。《礼记•大同》说，圣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天下为公”，它的理想境界就是“世界大同”。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认为，政治并非权术，而是一种知识或技艺，政治家应培养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道德素养，政治统治应该着重于弘扬知识和道德，使灵魂向善。这一政治家形象到了柏拉图那里演变为哲学王。柏拉图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把世界划分为两个：一个是真实存在的“相”的世界（理念世界），是知识的对象；另一个是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现象世界（现实世界），是意见的对象。理念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原型,而现实世界是以理念为范型铸造出来的，所以应该由哲学家作为最高统治者。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写道：“我不得不宣告，必须颂扬正确的哲学，通过它一个人可以认识到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种正义的形式。因而，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 柏拉图曾经指出，在理想的城邦中，哲学王掌握理念，深明正义，按理性的指引去处理国家各项事务。相对于先秦诸子的圣王观，特别是儒家的圣王观，柏拉图的哲学王更侧重富于“智慧”，而未特别强调精于“人伦”。
《理想国》、《论语》提出了理想统治者的不同实现路径。柏拉图主张靠制度，孔子提出顺天命。
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圣王或哲学王，这可能吗？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首先由普通人转为圣人或哲学家；其次，再由圣人或哲学家变为圣王或哲学王。
对前一个问题，在儒家看来，圣人与凡人都是人，都具有共同的人性。凡人可以通过持之以恒的进德修业而成为圣人，“人皆可为尧舜”。
在柏拉图看来，成为哲学王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成为一个哲学家。他指出，一个人如果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而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而节制，他就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从而可望成为哲学家。柏拉图认为，人的品性不一样，如同金银铜铁有区别，但这种区别并不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这也就为普通人成长为哲学家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那么，哲学家转为哲学王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柏拉图说:“如果曾经在极其遥远的古代,或者目前正在某一我们所不知道的遥远的蛮族国家,或者以后有朝一日,某种必然的命运迫使最善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我们就准备竭力主张:我们所构想的体制是曾经实现过的,或正在实现着,或将实现的,只要是哲学女神在控制国家。这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们不认为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也承认这是件困难的事情。”这段话实际表明，哲学王能否出现，同样不是由个人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而是由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正因如此，柏拉图很注重为他的哲学王理想制定一套制度，以保证哲学家能够成为哲学王。
至于圣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真正成为圣王，孔子认为要靠天命，因此提出了“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的人生哲学。由圣人转为圣王的可能性很小，于是，趋向圣人的君子即“仁人”成了理想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不但树立了“仁人”的形象，而且也指明了成“仁”的办法，主要是“修己”，其要求有三个方面：一是守志不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二是敏于行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三是学而不厌。“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相形之下，《论语》主张的治国方略立足“为国以礼”“为政以德”行“仁”政。第一，用“礼”来建立统治秩序。“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第二施行德政，德主刑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三，道德修养是全民的必修课。“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阅读经典，使人深切感悟文化的历史感和多样性。面对如此文化图景，费孝通先生提倡“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于文化的传承者和建设者，今天的我们应该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更应该努力追求文化自强。文化自强有两大不可缺少的工作要做：一是“推陈出新”，一是“洋为中用”。因此，我们要向古人学习，要向他者学习。（作者：陈锋 文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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