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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 “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以“两会”为开端的新五年正在开创中国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未来。
一、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传统动力正在逐步衰减
近期，温家宝总理在做客新华网、中国政府网时表示，“十二五”规划确定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是7%。7%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调整，7%意味着中国经济将步入一个由高速向常规发展的“新时期”。
“十二五”时期国家将增速定为7%并不是主观臆断的，更不是经济预测的简单外推，而是由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决定的。潜在增长率是指一国（或地区）经济所生产的最大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增长率，或者说一国（或地区）在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而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供给要素正在发生改变。
一是要素红利的衰减。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 “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
今年以来“用工荒”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由区域性“用工荒”向“全局性”用工荒转变，“人口红利”正在被提前透支。一直以来“人口红利”都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的重要源泉。据世行估计，“人口红利”的结构性优势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30%以上。然而，“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因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国家都无法回避老龄化本身这一客观的历史必然。随着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这种特殊的增长因素最终要消失殆尽，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而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较高的资本积累现状将不复存在。根据瑞银研究，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出现下降。传统意义上的数量型“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预示着，仅仅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方式将不能维系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谋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二是市场化改革红利的衰减。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决定一国增长的不仅有劳动和资本、技术等要素，而且还有制度驱动的经济增长。而中国改革进程带来的就是制度化变革产生的强大溢出效应。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历史转折。从建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农村双层经营体制开始，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再到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可以说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政策性和体制性需求，为中国经济30年持续的高增长释放了巨大的活力空间。
但是从未来优势潜力看，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完成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标志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对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作用已达到顶点，未来进一步市场化所带来的制度红利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步入强烈的递减区域。计量表明，市场化改革是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其平均贡献率达到15.89%。但是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全面的推进，它对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作用开始步入递减区域。其贡献率从1990-1999年的23.69%下降到2000-2008年的8.56%。
三是全球化红利的衰减。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美国将传统的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生产制造环节，甚至部分低端服务业大规模向外转移，特别是有资源优势、成本优势、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新兴市场地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被不断地纳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分工体系和生产链条中。改革开放外向型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使我国的外源性增长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其中进出口比值占GDP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9.7%上升到66.2%，中国外贸依存度高达60%，中国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
中国高达60%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历史上任何大国经济的极限。然而在整个“十二五”时期，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以及中国主动实施贸易平衡战略等六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中国很难像入世的头十年一样享有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