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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炒楼、炒黄金、炒中药材、炒绿豆、炒大蒜…”，一切能够由投机资本掌控的商品似乎都成了一种泛货币化的价值符号，泛滥的流动性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中国成为全球流动性的巨大蓄水池。
我国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根基深、治理难度大。从目前对流动性成因和传导机制的分析，流动性尚无“拐点”，因此政府需要重新审视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立场。短期内，央行可继续通过准备金率、央行票据、窗口指导等手段遏制贷款扩张，但是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和效果越来越不尽如人意，要有效控制流动性过剩，就必须摆脱治理成本日益加大的对冲操作模式，转向更为坚决的结构性治理模式。
宏观调控方式向供给管理转变。宏观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其实应成为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完整框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
在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看来，“供给管理”政策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
当前，紧缩货币政策尤其是信贷政策短期内成效不大。抑制流动性，根本在于弥补流动性与实体经济的落差，这要靠经济实体生产效率的提升，也要在调控思路方面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从供给上多下工夫，解除制约当今经济增长的瓶颈。
经济增长战略应注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具体来讲，其一，完善行业准入管理制度，加快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其二，大力发展以科技型、知识型、服务创新型、创意型新兴创业企业为主导的创业经济，可以从源头上和根本上遏制对资本等的大量投入，必然推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化解流动性过剩治本之策在于长期金融体系结构优化。
首先，现有金融体系偏好于资本密集型工业经济的发展。现有金融体系的缺陷是流动性过剩的制度因素。我国以银行信贷为主的融资体系决定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发达，而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相对落后。企业必须拥有足够的固定资产甚至存货作抵押，以及足够的现金流以确保还本付息，才能从银行借到钱。普通制造业在我国早已产能过剩，因此企业必须出口，从而造成贸易顺差加大，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和预期，升值预期进一步导致国际游资的流入，流动性加剧。而科技企业既没有多少固定资产，创业初期也没有现金流；服务业有现金流，但缺少固定资产，因而它们难从银行得到贷款。
此外，我国金融体系过于倚重间接融资方式，金融体系流动性不能迅速转化为实体部门的投资。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站在银行体系角度，更要放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及产业升级。这种转型和升级中所需要的对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的投资都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这需要市场、机构和产品的创新，形成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和风险分散承担的机制。
优化金融体系结构，促进金融转型。应该说，中国要成为金融大国、金融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近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内金融机构从资本充足率、治理结构、盈利水平等方面看，都较过去有了较大提高。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金融总体还处于金融潜化阶段，金融体系资本利用效率不高，金融机构竞争力弱，缺乏金融资产的科学定价体系和机制等，制约中国金融的发展。当前，可以因势利导推动金融体系由间接融资主导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的结构性转型，金融类型由一般商业金融向商业金融、能源金融、农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政策性金融并举的三大转型，这些都是推进中国金融深化的发展方向。
利用流动性，积极构建面向创业/创新经济的金融体系。利用充沛的流动性，积极实施科技成果“资本化”战略是当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把有利于创新和创业，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金融体系理解为创业金融体系。创业金融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投资体系，通过运用政府财政投入、企业研发和产业化投入、创业风险投资、银行信贷投入、资本市场融资和科技基金等手段，发展面向创业企业的债券市场；构建以创业板为主导的创业资本市场循环机制，为创业企业融资构建由政府种子资金、天使投资资金、创业投资资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和资本市场资金相互协调的资金投入链条，全方位地为创业型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引导过剩金融资源向福利部门和研发部门投入。治理流动性过剩，短期相机抉择的政策安排和长期金融结构优化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金融结构优化的两个制度基础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鼓励企业研发的财税制度。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制度，消除人们对将来不确定性的隐忧，从而把个人可支配收入中的相当比例投入消费。消费的增长可以促使原本退出流通的窖藏货币重新投入实体经济运行当中，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流动性过剩，同时能保持经济的合理增长速度。
利用过剩流动性促进中小型银行体系的建设。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通过设立专业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如法国的中小企业设备贷款银行，加拿大的联邦企业发展银行，韩国的中小企业银行等，都是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金融机构。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建立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中小型银行体系。由于中小型银行具有很强的地方性，与当地中小企业有着更多的直接接触，尤其是小型地方银行与一些中小企业本身就有着产权关系，内部有着更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因此，在直接融资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可通过组建更多的中小银行来舒缓大银行的流动性过剩。
大力推进金融业对内开放力度，引导民间流动性（私募资金）向创业投资、产业投资集聚。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促进居民储蓄转化为实业投资。在流动性过剩周期，我国还应加大本土私募资金的实业投资转型，使具有政府背景的私募基金更关注有助于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产业投资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
积极修正涉外经济金融政策，对外部流动性实施有效监管。一是对外资进入要按产业设置结算门槛，对经常性贸易要在产业、时间、数量上设置门槛。二是引导FDI流向，让新进入外资增量升级到高新技术产业、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以及产业链中研发、设计、品牌和关键零部件等环节和现代生产服务业，在为本土企业发展腾出空间的同时，促进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
正如“大禹治水”，中国的流动性“易疏不宜堵”，流动性调控转向供给导向型的结构性治理不仅是舒缓流动性的问题，更涉及到中国平衡发展，实现结构升级，为新的增长积蓄力量的深刻思考。（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