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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共服务体制研究
2005年，迟福林提出我国社会矛盾出现了新的阶段性特征，其中一大矛盾是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同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矛盾的变化与再分配》，《经济参考报》，2005年12月19日）。他强调，我国在成功解决私人物品供应之后，已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
为此，迟福林提出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改革攻坚的重大任务，要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十一五”时期要加快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2月20日），建议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相结合，将之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与政府转型》，《中国改革报》，2006年7月10日）；要以在进一步指出要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改革和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
2007年，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委托，迟福林带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团队，承担《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工作，形成以“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题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8年）。在这份中国人类发展报告中，迟福林呼吁要在城乡、区域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追求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这一观点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四）政府转型与政府自身建设
2003年SARS危机期间，迟福林对这一危机背后隐藏的深层次体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率先提出政府转型，即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此后，迟福林在政府转型研究领域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和政策建议报告，在学界、政界和媒体中赢得广泛共识并产生积极影响，许多建议被政府决策部门采纳并付诸实践。
迟福林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政府投向公共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财力没有跟上经济增长的步伐，形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仍是一个经济建设型的政府，政绩考核中经济指标优先，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经济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人的发展。为此，迟福林提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明确政府转型的五项主要任务：一是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转变；二是从投资型财政体制向公共服务型财政体制转变；三是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四是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五是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加快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SARS危机后的我国政府改革》，载《改革与多数人的利益》，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他认为政府改革是我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中心和重点，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其基本目标，要以人为本，着眼于解决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矛盾，为社会提供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议在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中要统筹规划，加快解决政府转型中事关全局的重大体制问题，同时进行现代政府理念的宣传和教育。
迟福林敏锐的观察到社会矛盾和公共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这些变化与政府转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我国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需求结构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但是，我国就业、公共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供给难以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由此形成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突出矛盾。他认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实现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按照社会客观形势的变化加快推进政府转型的实际进程（《公共需求变化与政府转型》，《光明日报》，2005年7月19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8期）。
迟福林对新阶段的行政体制改革作了深入研究，认为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是从关注公共需求变化和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出发。2007年，迟福林主持研究了“可持续发展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课题，相继形成“推进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目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条建议）”、“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体制保障（16条建议）”等政策建议报告。2008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提出，新阶段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第一，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提供重要的体制保障；第二，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要的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第三，统筹中央与地方关系，实质是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形成合理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建立与此相适应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官员考核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