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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二、近年来改革研究的广阔视野
（一）我国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
早在2000年，迟福林在《中国：改革决定未来》（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一书中就对我国改革开放作了回顾和前瞻。他认为，同过去20年的改革相比，在复杂多变的国内环境面前，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作出一个基本的估计和判断至关重要。改革开放30年之际，迟福林在深入研究总结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最突出成就是实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他认为，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过渡既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层面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迟福林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个国家（地区）的社会需求结构，以及满足这些社会需求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等，可以作为判断发展阶段的基础，其中一个分析视角是把发展阶段划分为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自身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迟福林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等五个方面，可以作为判断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按照这些指标，我国在本世纪初（2000～2003年）开始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过渡。这与我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解决温饱到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断相一致（《改革开放30年社会发展阶段的演进轨迹及其引申》，《改革》杂志，2008年第10期）。
作为一名以服务于改革政策决策为己任的经济学家，迟福林强调，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阶段，不仅表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意味着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式等，都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迟福林将这些归纳为三大矛盾，即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全社会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建设滞后的矛盾。迟福林将如何以改革的方式破解三大矛盾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提出了诸多具有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的观点和见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日益突出的诸多矛盾。比如，区域发展不平衡、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相当突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能源、资源等问题全面快速凸显，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这些矛盾，迟福林从更深层次剖析，认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产生诸多矛盾的主要根源，建议“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应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光明观察》，2006年10月10日）。
迟福林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其客观性。一是经济体制转轨的过渡性特点；二是经济增长中的阶段性要求。在改革开放之初，当企业还没有成为市场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政府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扮演投资主体、建设主体的角色。但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各种问题就逐步暴露出来，成为影响经济稳定增长的突出因素。
迟福林判断，“从总体上来说，我国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条件和时机都很成熟”。他建议政府应由经济建设主体转向创新环境主体，把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市场环境作为重要职能，加快行政配置资源向市场配置资源的转变，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而实现三大转变：即从注重生产向注重消费的转变；从注重经济增长向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转变；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向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以政府转型为基本目标--论“十一五”时期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人民网，2006年10月18日）。
在全球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复苏的背景下，迟福林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当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他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日趋尖锐的趋势。尽管我国资源总量丰富，但许多关键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现阶段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以高物质资源消耗为主，没有充分利用人力资源。这不仅使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也带来了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在历史新起点的我国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报告》，2008年第1期）。
迟福林认为，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一是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制度保障；二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进程；三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