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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投靠”求生存 国企“盘剥”发横财
“过去让民间干是因为国有资本没有钱，现在国有资本雄厚，肥肉都自己吃了，留给你民间的自然少了。现在只要是国企想进入的领域，民企明智的选择是‘卖身’给国企，否则单打独斗很难活下去。”名流公司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福建一直是民营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但《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两地采访投资问题时，听到地方干部谈论最多的却是如何与央企对接。在区域经济竞争的压力下，一些地方把引进央企作为快速做大经济总量的捷径。
正是得力于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泉州市的经济总量十多年来一直稳居福建首位。上世纪90年代初，泉州市曾因“一夜之间卖掉37家国有企业”，在全国引发关注。有当地干部提及此事说，“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市领导说，泉州招商引资的重点要从外资、民资转到央企。”泉州市经济部门一位人士说，福建过去投资主体主要是民企，导致产业结构偏轻，经济总量不大。现在引进央企，主要是调整结构的需要，央企在做大经济总量上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一些民间投资者已经感受到来自国企、央企的压力。在福建，国药集团已决定在厦门建立区域总部，国药集团有可能最终控制福建的药品销售终端市场。东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是福建省药品流通领域最大的民营企业，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目前拥有药品生产、物流、零售终端等全产业链，集团年销售额已达到10多亿元。面对国药集团的收购“利诱”，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接受“收编”。东南医药物流有限公司将其药品终端零售网络51%的股权卖给了国药集团，国药集团由此取得了控股权。
1994年，泉州15家民营企业合股成立名流公司，采用BO T方式投资2.5亿元修建刺桐大桥，成为国内首例民营BO T基础设施项目。此后，名流公司董事长陈庆元又多次申请以BO T方式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但都没有成功。
记者调查发现，“国企资源溢出、民企市场挤出”现象不仅在实业经济领域加剧，甚至还出现一些国企利用强大的融资能力、以高于银行利率几倍的资金价格放贷给民企，国企“盘剥”民企成为“食利者”。在浙江一些地方，国企从银行贷款出来，转贷款给民企、房地产企业，利息年收益率为17%至20%，是银行利率的3倍左右。其惯用的手法是：以股权投资进入，控制财务，以固定回报率全资退出。一般协议两年，每年获得17%至20%收益，但是不参与经营，只拿固定回报。
“国企利用低息贷款‘输血’民企、房地产业获利，这个现象非常严重。现在的一些国企、央企，可以不劳而获，只要借助融资能力盘剥民营企业，就可以发财。民企多数都是死在资本上。”浙商投资促进会副会长蔡骅说，“如保亿集团、金城房产等，在浙江省，属于二级资质以上的民营房地产企业至少有一半以上向国企、央企借贷。”
垄断趋强化民资执行新政遭“挤压”
一些政府部门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资。从行业来看，铁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业等重要领域民资进入没有进展，相反，来自旧有部门的垄断却有强化趋势。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研究室主任周冠鑫认为，“新36条”措施是好的，但是“雷声大雨点小”，实施一年多来，效果令人失望。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任何动静，有些部门政策甚至与新36条相矛盾。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文件落不了地。如国资委要求非以房产为主营业务的国企剥离房地产业务，但这些部门和国有企业响应态度不积极；再如包括石油、电力等进入都没有具体政策，民企“看得见进不去”。
新36条出台之初曾被寄予期待，中央政府态度明确积极，国务院多次出台文件，明确规定“鼓励民资通过兼并重组进入垄断行业的竞争性业务领域”。但具体执行的政府部门和主要垄断行业态度消极。一年来，只有北京、广东、浙江、江苏等不多的省份制定了实施细则，一些政府部门积极主动支持国有投资，而有意无意地限制民资。
厦门市组建了十大国企集团，业务涉及外贸、房地产、港口、物流、轻工、商业、路桥建设等多个领域。厦商集团业务范围甚至包括社区小超市和风味小吃生产；轻工集团则包括节能照明、罐头食品、电池等。“国企什么都做了，民间资本还能有多少空间？旧36条、新36条都说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像厦门市有路桥公司，架桥修路还可能有我们的份吗？”厦门泉州商会的一位人士说。
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杨轶清说，国企“挤压”民企手段是多方面的，例如提高行业准入条件、行业集中度、淘汰落后产能以及整顿行业秩序等，诸多标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标杆，客观上排斥民间投资，排挤民营企业。而其理由，可以冠冕堂皇甚至上纲上线无可辩驳。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说，国家经济资源配置实际上已经完成，如何让民企进入由垄断国企把持的“新领域”？因此两个36条，出发点都很好，但效果不好，关键就是既得利益方不会退出。“就像一个已经满员的房间，如何再进入新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