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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取向集中折射行业差距拉大
——行业企业间不断拉大的待遇差距,容易让人形成好工作“什么都好”并会“越来越好”的观点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理论上讲,无论干什么工作、进什么单位,只要努力奋斗,都有成功的可能,无所谓好坏。但为什么现在就业取向如此集中?
“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前行业、企业间的收入差距太大了,而且还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这样认为。
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759元,前者是后者的1.8倍。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金融业,70146元;最低的农林牧渔业,16717元。最高与最低之比为4.2∶1。如果按细分行业,最高和最低之比可达十几倍。上世纪80年代,我国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基本保持在1.6—1.8倍左右。世界上多数国家行业间差距在1.5—2倍左右。企业间工资差距更大。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2010年的调查中发现,上海某银行员工工资及奖金人均为29.66万元,员工的其他福利人均6.08万元,合计35.75万元,是当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10倍。
求职时希望找到一份收入高的工作,是非常正常、也最普遍的心态。上世纪90年代末,外资企业平均工资较高,而国有部门则效益欠佳,经商创业、进外企当白领成为求职者追求的目标。近年来,体制内单位优势突显,尤其是银行、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企业,收入大幅提升,各种福利待遇如年终奖、房补、休假等,种类齐全且水平较高。每到求职时,大家挤破头都想进。
“不同行业、用人单位存在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苏海南表示,正常合理的收入差距是结构调整的动力之一,也是人们求学奋斗的动力之一。而究竟是否合理,关键是看这种差距是劳动付出、技术水平间的差别引起来的,还是其他非市场因素导致。目前,社会上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工作间收入差距的非议,主要集中在由行政垄断造成的收入差距上。由于垄断部门占有他人无法拥有的资源,往往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取巨额利润,并且在利益分配上有更强的向个人倾斜倾向,使其从业者无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智慧也能获取高收入。
近几年,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以企业年金为例,这项具有补充养老保险性质的福利保障,推出以来主要集中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会给职工缴纳企业年金的比例极低。而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许多企业获得政府扶持并较快渡过难关,金融企业盈利状况更佳,中小企业则要面对市场萎缩、利润下滑的状况,其从业人员之间的待遇差距进一步显现。这更让人产生好工作“什么都好”并会“越来越好”的看法。
当行业企业间不合理差距长期得不到纠正,必定会产生过度集中的就业取向。
3.好工作有多难找
——多数人找不到好工作,往往不认为是自己不够好,而是存在就业不公平的状况
都想找份好工作,肯定不好找。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介绍说,目前新增就业主要集中在非国有单位、中小企业。“十二五”期间,高校毕业生每年在660万左右,其中“211”院校的毕业生就有近百万。而粗略统计,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大企业等每年新提供的就业岗位约为六七万个。过去是考大学如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在则是“四五千人抢一个好工作”。
如此激烈的竞争,大学生们不是不知道。但现实中,很少有人会主动放弃,至少要试试看。更大的问题在于,多数人无功而返后往往不服气,认为找不到好工作不是自己不够好,是就业不够公平。
“这其中无疑有些情绪化、不够理性的东西。但现实是,政府或许在促进就业公平方面采取了大量措施,可某个人只要看到身边有一个靠关系或者靠其他非正常因素找到热门岗位的具体例子,自然就会形成‘不公平’的观点,并且在传播中不断放大。”苏海南说。
一项针对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在谈到“对就业影响较大的因素”,社会关系和家庭背景排在前两位,且都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影响很大。现实生活存在的类似现象更强化了这一认识。公务员“逢进必考”,但很多人遭遇过笔试第一、面试莫名其妙被淘汰的情况。事业单位在招聘上更不正规,近年来频频爆出“萝卜招聘”事件。至于一些央企以及国有金融企业,干脆不搞公开招聘。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他坦言,“企业招人,原则上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他表示,特别是近两年,公务员要考试,事业单位可能会转企改制,不少人直奔效益不错的央企。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
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最主要的就业歧视,不是性别歧视、乙肝歧视、年龄歧视等,而是在就业过程中“背景”、“关系”、“人脉”的决定性、排他性作用。
在此情况下,好工作难找已不仅是个就业问题,还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有着强大社会资源家庭的孩子,往往能轻松获得众人艳羡的好工作,进而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这种“赢家通吃”的状况既加剧了由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难度,也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不公平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