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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早晨，河南省郑州新力电力公司（下称“郑新公司”）的王建被宣布为郑新公司总经理。这一消息的公布，并未让王建面露喜色——他一整天都忙于上任的“三把火”——连续起草三份求援报告。
“紧急报告一定要在今天下班之前，送到河南省发改委、河南省工信厅和郑州市工信委。”王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郑新公司目前面临双重压力——电煤存储量和资金链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可能马上又要停一台机”。
新郑公司共有5台20万千瓦火电机组，已有两台停机。王建说，电厂存煤仅有7000吨，即使只按三台机组每天6500吨的用煤量计算，存煤也仅仅够用一天。
为了“跑煤”，新郑公司从负责燃料的副总经理到各部门的负责人，全部被派往各矿区；就连原新郑公司的总经理，在退休前的一个星期，还依然在“跑煤”。
煤炭大省的电荒
郑新公司王建发出紧急报告的同时，位于电荒“重灾区”的湖南华电长沙发电公司（下称“长沙电厂”）总经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却因三封分别来自省市县的会议通知挠头不已。
为保证煤炭供应，整个长沙电厂的领导层几乎全部奔赴矿区。面对同时定于5月19日、要求电厂重要领导参加的三封开会通知，长沙电厂的领导，一下子发生了“短缺”。
“县里的会议，只有派一位部门主任去了。”长沙电厂总经理办公室的夏秘书很无奈。
不仅是电厂职工，湖南地方官员也纷纷加入“跑煤”大军，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甚至领队入晋“跑煤”。
“希望山西能在电煤供应方面给予湖南更大支持。”在湘晋两省政府座谈会上，梅克保坦言受电力需求猛增、水电出力不足、大量火电机组缺煤停机等因素影响，湖南成为电荒重灾区。
不仅仅是湖南，这轮蹊跷的电荒潮，已经在用电的淡季中，席卷了中国的一多半省区。
“这是7年以来最严重的电荒。”国家电监会办公厅副主任俞燕山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青海、湖北、湖南等传统缺煤省份，到山西、陕西、河南等产煤大省，都出现了缺煤停机现象。”
电荒席卷之下，重庆、湖南、安徽等地出现拉闸限电；浙江、贵州、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实行“错峰用电”。
“目前河南虽然还没有出现明显的限电情况，但像电解铝这样的高耗能产业已经开始限电。从最近几次省里召集的会议看，高层对今年迎峰度夏的工作心里也没底。”一位河南发改委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一位官员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的电力需求大增，是此次多省出现电荒的主因。
去年第四季度，各地政府为了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对部分用电大户进行拉闸式限电。“十二五”开局之年，这些高耗能项目立即反弹。加上中国乃至全球都处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阶段，企业生产投资热情高涨。
来自电监会的报告显示，中国电力装机容量已从2006年的6亿千瓦，增加到了2010年底的9.6亿千瓦。但火电机组平均发电小时数却在逐年降低，从2006年的5600小时，跌到2009年的4800小时。去年虽小幅反弹至5000小时，但仍远低于2004年同期的6000小时。
“今年国内电厂的供电能力，其实并未发挥出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邓郁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2003年开始，中国也曾出现过一轮波及20多个省份的“拉闸限电”，但今年的电荒与上轮电荒，却有明显区别。
最为蹊跷的是：今年电荒较严重的，很多反倒是传统的煤炭大省。
河南省因火电企业亏损、煤价走高、运费难降等因素，电厂频现买煤难，导致1/3火电装机停机“检修”。
传统上的水电大省湖南，受到来水萎靡和电煤采购困难的双重影响，也成为了此次电荒的重灾区。
数据显示，“五一”后整个湖南统调可供负荷只有1000万千瓦，而用电负荷维持在1400万千瓦，电力缺口高达400万千瓦。
专家指出，在更多地方，主要是不畅的“市场煤、计划电”价格传导机制，影响了火电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据中电联统计，1月~4月，华能、大唐、华电、国电、中电投五大发电集团火电生产亏损105.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亏72.9亿元。其中，煤价上涨是企业亏损的根本原因。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经济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原主任吴钟瑚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随着国内煤炭价格大幅上扬，火电上网电价在国家审批制下上调缓慢，电力企业已出现越来越多的亏损，这使得“停工检修”情绪不仅在五大发电集团蔓延，而且在地方发电企业中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