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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5月04日11:32 | 中国发展门户网 www.chinagate.cn | 给编辑写信 字号：T|T

“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挑战

今年19岁的史梅青春靓丽，面容清秀，是典型的“新生代农民工”。17岁时，她就开始外出打工，至今已有两年的打工生涯。

“我开始在宁波一家服装厂上班，每星期休息一天，平时也很少加班，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工资也感觉挺多的，一年能剩1万多元。但仍然觉得挺辛苦的，没有上学时那么开心，压力太大，约束太多。”当史梅谈起打工的感受时，这样告诉记者。

史梅说，她始终感觉“在家乡工作舒服一点，也可以照顾家庭，不用那么想家”。尽管工作上有“很不开心的事情”，但只要有家人在身边陪伴，就感觉没什么大不了的。“将来有机会也想再出去见识一下世面，不过等有钱了再作打算。”

而年仅20岁的打工妹张青，在福建打工一年多了，每月收入也有2000多元。张青说，这次选择回家打工，主要原因是因为“想男朋友了”。“以后不想离开家，也不想离开男朋友了，对以后的生活暂时也没有什么计划。”

“现在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和以前的农民工完全不一样，他们注重的是工作和享受并存。”来自鄂尔多斯羊毛衫厂的高管王世军告诉记者，公司在周末放映最新的电影，举办篮球、乒乓球等各种比赛来丰富工人的文化生活。除提高业务水平以外，公司的另外一个目标就是要给员工创造一个和谐的生态小区。

很明显，新一代农民工觉悟的提高、权益意识的增强，已令不少传统企业开始向更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转变，这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体现。而随着60后、70后农民工的逐渐老去，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粉墨登场，成为企业用工主体，开始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择业时，更加关注工资待遇、企业前途、工作环境、发展空间、权利保障等因素，工资待遇不高、劳动者权益保护不到位的企业，对他们很难有吸引力。”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认为，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注重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张扬，对“吃苦耐劳”等传统价值观进行着无情的颠覆。

实际上，就行为特征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已告别父辈们的“温饱”与“节约”的打工方式，更倾向于“发展”与“享受”打工方式，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值更高、融入城市的意愿更强、消费观念更为开放、对自身权益的维护更加注重，但唯一不足的是缺乏“职业生涯设计”，对未来的生活有憧憬，无规划。

也有专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已不愿重返农村，而希望通过努力融入城市，追求与市民相近或相同的生活水准，并希望在企业经营、社区发展、国家政策等公共事务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企业在善待农民工的同时，应为农民工规划“职业生涯”，让农民工感到有发展前途。

“技工荒”倒逼职业教育

“民工荒”其实更多的是“技工荒”，即缺少技术工人或技能熟练的工人。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快速发展多年，消耗了大量的资源、环境、土地等要素，现有条件下再也无法支撑快速发展的需要。现在必然要向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转变。他们未来的发展已经无法靠增加就业、增加劳动力供给来解决，他们需求的将是素质更高、经过专门培训的劳动力。

事实上，早在金融危机前，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就开始进行产业升级，实施“腾笼换鸟”策略。长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逐步退出经济舞台。

“目前，长三角、珠三角更缺技工，即有一定技术、特殊技能，能适应产业升级要求的高素质农民工。由于多方面的因素，这种用工短缺不会马上缓解或消失，涨工资也不可能立竿见影。因为产业升级和人才培训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可能需要3～5年、甚至更长时间。”同长三角、珠三角有劳务输出合作关系已经5年的阜阳市劳动就业局局长慕朝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事实上，作为全国闻名的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市每年有250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然而，阜阳市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现象，特别是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

今年春节前，来自苏南的投资商季建康看中了阜阳市人力资源比较丰富的优势，决定来阜阳办服装厂，旨在扩大经营规模，全力在阜阳发展。因为服装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苏南地区无论工资多高，也很难找到更多技术工人了。

然而，季建康在阜阳开出几乎和苏南地区相同工资待遇，甚至包吃包住，每人每月比在苏南地区大概要多支付100元左右，但仍然招不到更多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的工人。原本需要100多人的厂子，目前仅招到了数十人，相差一多半。

“尽管这里的人力资源很丰富，劳动力成本也不低，但经过培训的技术工人和技能熟练工人太少了。看来不能急于扩大规模，还要从长计议，从培训熟练技术工人开始。”季建康慨叹道。

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阜阳市教育局局长胡涛认为，“民工荒”说明中国轻视职业教育的“积弊”已久。由于受“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多数学生家长“重仕轻工”，造成多年来大学招生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国家公务员考试人数也“屡创新高”成为“第一国考”。而职业技术教育却“乏人问津”，造成招生困难，举步维艰。

“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水平提升的最重要环节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工人的关键。”胡涛认为，目前职业技术教育因得到的公共经费很少，发展缓慢。而企业的教育培训责任也体现得远远不够，投入太少、功利性太强。

胡涛建议，国家提高职业技术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规划和目标，改善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环境，大幅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经费在整个教育投入中的比重。同时，积极推动职业技术教育向免费教育发展，并优先在中西部贫困地区实现。

中西部发展“就地取材”

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乃至传统人力资源输出大省出现的农民工“短缺现象”，从积极的意义看，标志着农村劳动力开始从“无限供给”转化为“有限过剩”，从而使农民工逐渐成为“稀缺资源”。

随着中西部省份经济的快速崛起、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他们和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差距的迅速缩小，也为农民工群体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农民工外出务工不再是“唯一选项”，外出务工的意愿已“显著降低”。

事实上，中国区域经济版图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金融危机后，国家已先后批准了十多个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同时，各地也在全力推进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东南沿海地区已加紧对目前的经济产业结构进行升级和调整，对中西部地区实施有序的产业转移。

为顺利实现产业转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中要求，“依托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和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推动重点产业承接发展”。

为抢占先机，安徽、四川、重庆、湖北、湖北等中西部省份纷纷打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招牌，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将原本把东部沿海城市作为主要生产基地的各类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到各自的经济开发园区中。其中，安徽的皖江地带还有幸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有意识地吸纳长三角企业的资金、技术和高素质劳动力资源。

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比重有所提高，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增幅超过东部地区。东、中、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85%、6.5%和8.5%，分别比上年同期降低1.2个百分点、增加0.6个百分点和增加0.6个百分点。

而且，在合肥、武汉、成都、重庆、西安等中西部城市中，无论是城市基础设施，还是农民工的用工数量、工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已和东部城市相差无几。加之东部各类加工企业和台资、外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举西迁，造就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许多农民工不愿再“舍近求远”外出打工了。

因而，有专家“建言”：东部地区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民工保障制度，改善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待遇，吸引部分农民工回流；另一方面，从信贷、税收等方面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保障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障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善，留住更多的农民工。

“重”山西，不缺工

因经济结构偏“重”，加上根深蒂固的本土情结，山西并未出现普遍意义上的“民工荒”。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韩文︱山西太原报道

4月中旬，在太原市长风大街，山西省重点工程——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正在紧张的施工建设中，作为第六届“中博会”(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的主会场，这个投资10亿元的项目将于6月底前完工。

山西八建集团项目经理王长青告诉记者：“要求两年时间完工，工期紧、任务重！所以工人得加班加点干，更不敢缺了工人。”

其实，在今年工人工资增长近30%的情况下，王长青并不担心招不到建筑工人，他的顾虑主要缘于河南等地即将到来的“农忙”季节。

“咱们的工人大部分老家是河南的。每年5月中旬的时候，河南工人就要回家种田，一走将近一个月，这个时候哪个项目都缺工人，对工程进度影响很大！”在建筑行业打拼20多年的王长青对此深表担忧。

与王长青担心“农忙”有所不同，太原市某家具生产企业负责人任女士焦虑的是传统佳节“春节”。

“几乎每个春节后，都有许多工人不辞而别。我们每年的节后都要到职业介绍中心招聘，年年如此，没办法！”任女士感叹。

正如任女士所述，每年春节过后，太原市大街小巷的许多店铺都会贴出招聘广告，其中以酒店、餐馆、洗车房、服装店等服务行业居多。而分布城乡四周的中小企业只能一次次往返于职业介绍机构。

太原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职业介绍部凌俊部长认为：“所谓的‘用工荒’其实是一种炒作！如果企业管理规范，待遇良好，‘三险一金’都能到位，那么这种‘周期性’的用工短缺也不会出现。”

今年50岁的农民工王培山，来自河南濮阳，从18岁开始做建筑工人，30多年里，他从最初每天2元钱的工钱，到现在每个月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王培山很知足。

“家里有4个孩子，每个月可以寄三四千元回家。”王培山告诉记者，虽然想家，但他表示，“今年不准备回家了，5亩地老婆一个人就能料理”。

本土农民工“恋家”

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的劳务输出一直落后于周边其他省份，除了受制于人口少的省情，更主要的因素则是地域文化使然。

“可能全国都知道‘山西人恋家’，所以山西人外出打工的不多。这客观上限制了山西农民工的外流，保障了本地区用工的富余。”山西社科院人口研究中心主任谭克俭表示。

山西吕梁市临县的小李今年28岁，5年前曾在广东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后来由于工资待遇、生活习惯等因素回到太原的一家装饰装潢企业继续打工。

小李告诉记者：“在广东的湖南、四川、河南，还有东北人特别多，但山西老乡很少碰见。现在山西的就业机会也很多，待遇也差不多，所以就回来了。”

在太原火车站附近的职介所，在与工作人员的攀谈中，记者能从对方的语气感觉到“招工到外地并不容易”。

凌俊部长从事职业介绍工作16年，现在他任职的太原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前身是太原劳务市场，主要服务对象就是来自农村、受教育程度低的“困难户”。

凌俊表示：“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几乎全跑到了城市，而山西农民工愿意出去的又少，所以山西劳动力供应相对充足。即使一些苦、脏、累的工种，费些周折也是能招到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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