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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I 北京、安徽报道
“民工荒”再度袭来，不过这次，范围更大。
前所未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版图的悄然变化，“民工荒”席卷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同时，中西部农民工输出大省也出现了“民工短缺”，并由此拉开了中西部与东部争抢农民工的序幕。
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接近2007—2008年的历史最高点。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统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安徽全省缺工超过50人的企业达2300余家，缺工总数达到25万人；湖北省劳动就业管理局披露，今年湖北省劳务输出人数预计将缩减10%～15%，减少外出人员至少100万人，湖北省内的用工缺口约有60万人；重庆的有关数据显示，有430万农民工在外地区就业，而今年重庆市内的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将增加55万，也出现大面积“用工短缺”……
这场正在上演的东西部劳动力争夺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经济转型的失衡还是必然？当代产业工人就业，更看重什么？更需要什么？企业招到人，留住人，最应依靠的又是什么？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赴山西、陕西、安徽、河南等地，实地深入调查“民工荒”真相。
“产业工人”赢得尊重了吗？
张丽丽是来自安徽的农民工，19岁就开始出去到上海打工。
“在外面一呆就是好几年，工作一直比较累，尤其是当生病、亲人不在身边的时候，这时特别想家，这是我在外打工经历中留下的最为痛苦的记忆。”张丽丽说。
今年春节前，张丽丽为了照顾准备上学的孩子，不得已才离开上海，通过亲戚介绍回到老家安徽阜阳的一家企业工作。
“家里现在都办厂了，以后不会再出去了。”张丽丽一脸欣慰地告诉记者，“在外面比家里苦多了。工作累不说，孩子无法入学，而且物价太高，出门什么都要花钱，各种开销就受不了。在家乡这些都省了，可以照顾老人、小孩，照看地里的庄稼。”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张丽丽现在的同事中有70%以上，都是来自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返乡农民工”。而正是由于大量的农民工“返乡”，才造成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用工荒”。
事实上，面对东部沿海地区来势汹汹的“用工荒”，有关专家明确指出：企业仅仅靠采取提高待遇、降低门槛的办法来应对，这或许能取得一时之效，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破解“用工荒”的根本途径在于加速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
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
而早在2004年初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就明确认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后的2006年1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再次充分肯定了农民工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称“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他们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农民工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但多数企业还没有把农民工当成稳定的产业工人。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待遇，游离在社会保障之外，处于城市里的底层。
有关专家认为，没有户口、子女上学受到各种限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以及过高的消费水平、较差的生活环境、高房租、高房价，甚至受到城里人的无端指责和歧视等等，使他们逐渐对打工的城市失去了信心，而这才是“民工荒”的内在原因。
而加快推进农民工的“产业工人”进程，有待于政府尽快调整城镇管理政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民工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同时，要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待遇，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农民工像市民一样在城市“体面地生活”。
缺工人源于缺待遇
有专家认为，新一轮大面积的“民工荒”是因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少企业减产、停产，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这些企业接的大都是“短单”和“小单”，带有很强的季节性和临时性。一旦后续订单无法跟上，这些农民工将再度被裁减。
正因为多数企业缺乏用工的“长效机制”，让农民工缺乏安全感与稳定性，致使农民工的流动性增强，从而引发企业季节性或临时性“用工短缺”。
实际上，“民工荒”并非今年才有，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只是那时局限于珠三角地区，其他地区并不明显。但是今年的“民工荒”尤其严重，甚至蔓延到中西部地区。
除了大的社会用工环境因素外，这其中与用人企业的管理制度、管理方法有很大干系。
“1996年，在我16岁时就去广东打工，工资很低，只有300～400元。那时生活很困难，一天才吃两顿，根本吃不饱，还要经常加班，搞得人又累又饿。为了省钱，我常常不吃晚饭就睡觉。”面对记者，常年在外打工的李满霞忍不住眼圈湿润，露出一脸的难过。
她说：“2005年，我去了北京，做电子产品。在北京的时候，计件工资也就1000元左右，好歹解决了温饱问题，不再挨饿了。出去打工有10多年了，虽然挣了一点血汗钱，但给我留下的几乎都是辛酸记忆。”
显然，李满霞的经历是上一代农民工的共同经历。
在中部省份安徽，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用工制度规范、工资待遇较高、生产生活环境比较好的企业，春节过后外来工返厂率达80%以上，甚至更高，招收新工人也相对容易；而一些工资待遇低、生产生活环境差的企业春节过后普遍存在缺工问题，缺工率达30%～60%。
有专家分析认为，农民工权益诉求与现有企业管理制度设计之间存在的不对称，可视作东部地区“民工荒”的一个深层诱因。
因此，专家建议，企业应该合理提高农民工的薪酬水平，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创造更多在岗培训和业余学习的机会，支持他们对自我发展的追求。学会“用良好的信誉吸引人，真正的关怀温暖人，良好的待遇留住人，优良的环境培养人”。
“解决用工荒，企业本身要提高员工待遇，实行人性化管理，才能留住工人。”来自江苏常熟、在安徽阜阳投资建厂的企业家贝建英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贝建英介绍，他们厂工人的生活条件相当好，宿舍每间最多3～4人，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设施，员工生日厂里还会送生日蛋糕。他们厂去年开始就在落实社保。目前，他们厂90%以上的工人都工作了半年以上，流动性很小。
“能在我们公司持续工作两个月以上的员工，‘五险一金’等社保基本上都可以解决。如果给员工办了社保，员工队伍就会明显稳定一些。”来自安徽凯乐公司管理层的谢军认为。
阜阳一家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张建法表示：“我们从事的纺织业是劳动密集型，工作强度大，员工流动性也很大。我厂主要是提高工人的待遇来稳住员工，从食、住、精神文化多方面着手，鼓励每位工人都办理社会保险，减少流动性。”
“我觉得解决用工荒，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用科技创新改善用工情况。比如运用高科技手段，提高自动化水平来减少员工数量。”张建法说。
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清醒认识到，工人紧缺的背后是靠人海战术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已经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只有加快生产技术的升级换代，改变用人观念，这样企业才能摆脱民工荒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