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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待突破的制度障碍
据悉，为避免工资“谈判”流于形式，在浙江实行工资集体谈判的每个企业，都会被要求详细记录协商内容，由上级工会定期检查，并将商议决定的工资标准呈报市总工会和劳动部门备案。在杭州，工资集体协商还纳入和谐企业评选体系，获得和谐称号的企业无论贷款，还是项目审批，都享受优先权，以期从制度上保证协商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在杭州，尽管有关部门强力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但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员工都能切身体会到涨工资的喜悦。
“从理论上看，工资集体协商应该是劳资双方互利双赢的选择，劳动者的权益和尊严得到保障，受益的绝不仅仅是劳动者一方。”但杭州一位工会负责人坦言，这项制度在杭州乃至全国的推进过程并不顺利。
事实上，杭州所面临的问题也绝非偶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老板对记者说，现在员工的维权意识都很强，集体协商把工资的内容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员工拿到手就可以到劳动部门要求维权，这岂不是企业捆住自己的手脚？
还有一些私营企业主私下说，在同一行业，如果我给员工涨了工资，其他企业没涨，同样的产品，成本增加，价格上涨，岂不没了价格优势？
另一方面，由于工会和企业信息的不对称，作为职工方代表的工会只能通过日常对企业的观察，揣测其所报利润的真实性，难以掌握话语权，导致谈判陷入被动，效果也就难言理想。
“工会主席也受雇于企业，甚至在企业行政岗位上担任要职，工会干部端的是老板的饭碗，最后怎么还要跟老板‘对着干’？”身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时兼任公司工会主席的林超也坦陈，如果谈判过程中出现矛盾，因为自己的身份，“会首先考虑公司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公司发展需要的同时，才会结合工会情况，给出一个相对中性的谈判意见。”
另外，集体协商时工资调动的幅度究竟应有多大，对拒签集体合同的企业怎么惩罚以及企业工会的独立性问题等，都缺少过硬的法律支撑，这也让工资集体协商的工会一方颇感无奈。
“根据《劳动合同法》，一方提出谈判，另一方必须配合，不得拖延。但是他拖延你怎么办？现在很难制约、督促他。说是责令整改，但是没有强制性。”一位地方总工会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