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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2、日本经济“引擎”显露病态。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增长，带动了日本出口的拓展和民间企业设备投资的增加。第一季度经济环比增长1.2%，按年率计算增长4.9%，但由于世界经济放缓及日元大
幅升值，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已从第一季度0.7%降为第二季度0.5%，使“出口依赖型”的日本经济再次步入减速，第二季度环比增长率下滑到0.4%，按年率计算仅增长1.5%。日本政府2010年6月18日公布了《新成长战略》，提出强经济，强财政和强社会保障的“三强战略”，以期综合解决日本社会经济问题。
但由于日本失业率在高位徘徊；通缩阴影挥之不去；财政赤字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峻等长期遗留下来的老问题，以及日元升值、出口与生产增势减弱等新问题，使日本经济难以景气持续回升和自律增长。因此，日本央行继续扩大流动性规模，8月底宣布在保持20万亿日元3个月期固定利率0.1%的贷款规模基础上，新增加10万亿日元的6个月期固定利率贷款工具；继9月出台9150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又于10月5日将基准利率降至0—0.1%，并建立了5万亿日元的临时基金，以购买政府债券、商业证券及其他资产支持证券。上述举措是为抵御通货紧缩，阻止日元升值和经济向下滑行的趋势，但其效果依然不明显, 下半年日本经济景气处于“停滞不前”的胶着状态。日本政府10月19日发布的经济评估报告，对出口的评估用词已从“增速放缓”改为“出现走弱”，对生产的评估用词从“缓步复苏”改为“显露疲态”。由于日本企业找不到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政府的消费补贴政策己经到期，以及烟草税税率的提高抑制了居民烟草消费，因此，日本央行行长白川方明预计第四季度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日本2010财年经济增长率约为2.6%左右。
3、欧盟经济在差别中复苏。年内希腊和爱尔兰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在主权债务增长和危机压力下，欧元区各成员纷纷采取去“杠杆化”，削减共公开支和增加税收等紧缩措施，导致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等“经济引擎”停转，拖累了欧元区经济复苏的步伐。由于采取了“自救与他救”措施，希腊等国在市场发债融资初见成效，一度下跌的欧元趋于上升，特别是作为欧洲经济“发动机”的德国，在出口带动下经济有所好转。在爱尔兰成为“问题国家”后，欧盟正在制定应对债务危机的永久机制。然而，欧盟和欧元区各成员经济复苏表现差别较大。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统计局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和欧元区2010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为1.8%和1.7%，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1.7%大体相同，远高于早先0.9%的预测值，因而缩小了同美、日经济增长的差距。
第二阵营是以新兴经济体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 2009年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但发展中国家的GDP却增长了2.5%，2010年发展中国经济形势更强于发达国家，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率将分别为5%和5.5%，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半年度《亚洲经济观测》，己将亚洲地区（不包括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从9月份预测的8.2%提高到8.6%，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从8.4%提高到8.8%，远高于2010年全球新兴市场国家7.1%的增速。
来自各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新兴经济体占世界财富的比重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33.7%增至现今的43.4%，南北之间的经济鸿沟趋于缩小；新兴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储备，蕴含着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力；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迅速增长，其消费需求刺激全球生产；新兴经济体同发达经济体的竟争，己不限于工业领域，逐步扩展到农业与服务业领域，竟争不仅涉及劳动成本，而且涉及资本和科技的效能；新兴经济体储蓄率高、外汇储备雄厚，成为全球最大的“金库”；新兴经济体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重要裁体，2010年私人资本流入量达8250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与日俱增，2010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发达经济体的并购交易为243宗，远多于2009年下半年的194宗，新兴经济体相互间的跨国并购亦正在大幅增加，“世界进入了发展中国家投资的时代”；新兴经济体组建的新兴跨国公司，在世界500强中所占数目及市值日趋增加。
亚洲是新兴经济体的中心。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新兴亚洲国家将呈现V型反转，未来五年内，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8%，其复苏速度是全球各国平均速度的三倍以上。今后10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4%；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或2%以下；欧盟年均经济增长率为1.6%，而亚、非、拉三大洲经济将呈现“八、五、六”增长格局，亦即亚洲年均经济增长率为8%、非洲为5%、拉丁美洲为6%。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与腾飞己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前已经崛起，在危机中则继续崛起，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鲜明特点是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势必加速世界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结构的变革，但同时又带来了南北和南南之间的新矛盾和新斗争。世界经济增长的“两极化”态势，也尚未能改变南北发展严重失衡的格局。在世界经济历史上，南北之间在经济总量、国民富裕程度、社会进步和科技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达国家优于发展中国家，但美国等发达国家从不提什么“失衡”和“再平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以“失衡”和“再平衡”为由，逼迫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减少出口，抑制其经济增长。实际上世界经济从来就没有平衡过，失衡也不只是表现为商品贸易失衡。发达经济体应当从其内部寻找原因，加速经济增长，而不是转嫁危机，制造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破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势头。特别是美国应该摒弃旧有的以我为中心的思维逻辑，认为只有美国经济好，世界经济才能好，因而要求世界各国配合及服务于美国经济，并以美元为工具转嫁危机，制造全球麻烦。尼克松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康纳利说“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然而，当今的时代正在并将继续发生深远变化，只有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繁荣起来了，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才能真正的发展和繁荣。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指出：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时代的巨变，必须去顺应、去参与而不是逆潮流而动。奥巴马现己承认“美国消费者将不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南北经济差距虽趋于缩小，但发展中国家呈现非均衡性发展，最不发达国家仍有近50个，贫穷人口高达10亿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如期实现的难度增大；发达国家仍通过各种途径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一些新兴经济体急于缩小与他国的差距，追求高速增长，引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高速增长被中断；在国际关系中，南北矛盾纷繁复杂，南南在一些问题上利益不同，难以形成共同的声音；南北差距不旦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差别，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晋升到较高发展阶段，尚须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当前，世界经济仍处于缓慢复苏过程之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1年世界经济有望继续恢复，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很多，仍面临众多风险与挑战，包括主权债务风险与危机犹存；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乏力，消费需求不足；全球流动性过剩；国际合作与协调的意愿比G20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多伦多峰会
相比明显弱化，主要经济体政策由“同舟共济”、“求同存异”转向“各扫门前雪”，导致国际合作的政策摩擦增多，影响了贸易、投资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美联储和日本央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及发达国家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造成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以及储备美元贬值。如何制衡美元超发及“热钱”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冲击，各方面提出了许多有争议的设想，包括建立一揽子货币金本位制度；建立超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建立区域货币联盟；建立“资金池子”，等等。在上述各种倡议中，有的难以实现，有的尚需研究。当前急须做的事情是新兴经济必须加强对跨境资金流入和流出的严格监管和控制，警惕“热钱”大进大出引爆潜伏在新兴经济体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的火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世界经济格局从“量变”发展到“质变”仍任重而道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谷源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