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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二、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将会释放新的增长势能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之变让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未来的增长之路，中国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当传统比较优势下降，经济内生原动力明显不足时，是否能够寻找到启动新经济增长的发展引擎。中国既要应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又要把握“前所未有的机遇”。从挑战来看，是长期增长动力衰减的冲击与挑战。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
从外部发展环境看，全球经济货币宽松、政府透支、结构失衡、美元走势、大宗商品价格、通缩通胀、资本流动等多种因素交织，这将使未来全球经济面临更为复杂的形势，特别是在主要发达经济体严重依赖政策刺激，并且没有有效跟进促进中期增长和长期结构调整后续政策的前提下，未来全球经济依旧难以摆脱低速增长的轨道，中国依旧会遭受来自外部的不断冲击和挑战。
但就危机带来的机遇而言，金融危机对于中国，除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发展引擎的转向，以及全球再平衡格局的形成。因此机遇也就来自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生态重建的过程中，这恰恰是中国发展战略的由外向内三个重大调整和转变的重要机遇期。
一是外延型经济增长向内涵型经济增长的转变。低成本时代渐行渐远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中国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刘易斯”拐点所带来的“人口红利”衰减的问题，除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人口素质，促进产业转移、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外，还应重视民工短缺的“制度缺陷”因素影响。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障碍的存在，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合理流动，降低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最终影响了民工产业工人化、农民居民化、农村城镇化，最终也制约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进程和规模。因此，破除劳动力流动中的制度性障碍，提高劳动力配置效率，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及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建立统一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类似民工短缺现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冲击。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才能预防民工短缺等类似现象的出现和造成的冲击，并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提供人力资源准备，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良性互动。
二是由外向型经济增长向内需型经济增长转变。全球失衡的系统中，“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美国成为中国的消费主体，中国成为美国的储蓄主体，本应在本国内部实现的均衡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被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将“生产、消费、投资”运行环节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重组。在这种情况下，生产与消费的矛盾就通过全球化体系表现为顺差国与逆差国（资本输入国与资本输出国）之间的矛盾，一国的内部失衡也就表现为各自的对外失衡。
金融危机后全球储蓄-消费格局必定发生重大改变，其非常显著的特征和趋势就是中美都将向有利于本国均衡的方向收敛，现在由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变成由中国自己消费来替代出口，替代美国消费！这实际是发达国家的消费权部分让渡给发展中国家。
三是由主要依赖国际资本向培育壮大本土资本转变。应该说，国际资本集聚能力的形成和大量国际资本在中国的使用，是中国加速工业化、市场化进程，迅速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原因。30 年前开始的对外开放，是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外资引进、资源开发、补偿贸易等方式开始的。这些方式是从当时中国低发展水平出发现实可行和最具效率的战略选择，也正是当时中国缺乏资本、先进技术和融入全球经济的能力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中国走上了以本国低级要素吸引外国高级资本要素的道路，然而这也决定了在国际资本流动的利益分配上，高端资本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资本输出、通过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获得大部分利益。一国的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本国的资本的积累能力和资源使用效率,依靠外来资本集聚来支撑工业化进程的格局是不能持久的。今天中国在全球金融中的权重越来越大，拥有70万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资产、2.64万亿的外汇储备的庞大资本规模，然而当前中国资本“量大质低”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格局中的重大考验，中国如何将资本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实现资本战略的重大转型将对未来中国大国金融崛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张茉楠 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