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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学术界认为，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的因素，在初次分配层面主要有：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相对下降，技术进步和资产收益率提高造成劳动报酬下滑，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所有制企业收入差距的拉大。
在这其中，李扬认为要重点关注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因为它对基尼系数的贡献度高达40%。
李扬及其研究团队考察了与城乡差距有较高关联的地区差距，从各省的平均工资等指标发现地区差距本世纪初以来趋于平稳并开始下降。“这给了我们一种想象空间：只要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90年代初的水平，则中国的基尼系数将回落到0.4以内，而这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任务。”他说。
拐点正在到来？
中国的收入差距为什么会持续拉大？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这些问题在学术界中引起广泛讨论。
日前在上海世博会一次主题论坛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开门见山地说：“按照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理论，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国际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获益，从而缩小该国的贫富差距，但在中国，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为此，马斯金提出一套替代理论：发展中国家也有高技术的管理层和低技术的生产工人。而全球化的结果是，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选择与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层及技术人员合作，而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由生产工人执行。这样一来，前者确实享受到全球化的好处，而后者的收入很难提高，于是贫富差距就被拉大。
李扬表示，城市化、工业化把大量的资金和高技术水平的工人聚集在一起，由此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但这只是阶段性现象，在未来不可持续。
他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已有初步观察，认为城镇化率达到45%时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过了转折点后，城乡收入差距会逐步缩小。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46.6%。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转折呢？李扬认为，首先是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初步完成，各项商务成本趋向提高，资本和劳动力不再单向集中，而是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此外，第三产业的崛起也使得城市优势消失，有时农村条件在发展三产方面更加优厚，这会导致配置在乡村的资金收益率有可能比城市更高。比如，李扬就观察到很多企业在上海郊区的崇明投资养老事业，有消息称，像泰康人寿这样的大型保险企业也在其中。
如果说转折点已经到来，那么创造条件促使这个过程更快地展开，便成为中国政府的任务。实际上，此类尝试已在进行。“比如，提高农产品价格，但因为人均土地少，这种做法效果有限。至于补贴，那就更有限了。”柯炳生说，“根本的出路还是让更多人从农村转移出去。”
在转移的过程中，土地是核心问题之一。李扬表示，如何在城乡之间配置土地，如何确保农民能够分享土地带来的收益，如何让土地不仅成为农民的收入手段而且是养老手段，“显然，这需要一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