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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底能不能出台现在很难说，即使出台我认为它也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一位多次参与讨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即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起草工作的官方智囊有些悲观。
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自己担心该方案很可能最后要以失望告终。
这大概是一个糟糕的消息。
这个2004年已经启动，2007年－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6次征求意见讨论会的草案，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制订。今年3月曾上报国务院，后被退回，目前仍在修改过程中。日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国民收入分配问题专题调研报告中提出，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方案的制订一直在秘密进行，然而，从各方面透露出来的有限信息看，改革的推动步履维艰。
分“蛋糕”比做“蛋糕”难
回看30年前改革的起点：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起步于一个存有诸多缺陷的双轨体制，以火箭般的速度追赶世界，然而，在制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开始制造不公与差距。
这种随着财富而来的负效应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政策设计者邓小平的担忧。
1992年12月，他在上海休息期间，专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到：“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他还特意要求工作人员把这段话记录下来，并送给中央领导同志参阅。
这样的忧虑与日俱增。
1993年9月，他直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他还说：“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始终是发展的主导思想。
“收入分配问题太复杂了，国家一般处理太复杂问题的办法是先搁置。”有学者这样解释说。
更有力的解释是：发展是硬道理。
日前，国家发改委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国基尼系数早在2006年便达到0.49——这与当初“由部分先富到共富”的设计相差甚远。
“收入分配改革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不管是收入分配本身还是由于它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都是重大政治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分配问题不早日解决，经济问题变为政治问题的概率将越来越高。
中央政府必须未雨绸缪起来。
2007年，十七大报告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不同场合有过类似表述：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同邓小平所预料的那样，分“蛋糕”比做“蛋糕”难。
现有方案的三个局限
“现在面临的问题太多了。有利益规范的问题，利益的调整问题，还有细节怎么落实的问题等等。”一位不愿具名的知情者透露。
“方案的改革思路基本上是碰到什么问题来解决什么问题，哪儿鼓包了就把哪儿压一压，都只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内容，一种短期行为，而不是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把这个问题先考虑得很清楚，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去做。”
上述官方智囊指出，这个方案存在很大的局限性：首先，名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局限于政府“收入分配调节”，而没有全面体现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思路。其次，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对低收入居民的扶持、提高工资性收入、调节个人所得税，局限于针对现实突出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在没有对现有国民收入分配基本格局作实质性突破的前提下，侧重于通过财政、税收手段调节再分配关系。再者，方案重点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政府、企业、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只是在提高工资性收入方面有间接体现。对垄断行业与一般性竞争行业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
在他看来，这与温家宝总理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思路相距甚远。
“这个格局里，各个主体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是现在所说的简单的‘调低、扩中、压高’的问题。我理解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包括政府、企业、居民之间，城乡之间，国企和民企之间，低收入和高收入之间等等。现在的这个方案只是局限在居民之间，不触及政府、企业的利益，居民的收入怎么提高呢？”他认为，改变这样繁杂、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靠现在这个方案太单薄了，这么小的方案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大的社会主题。“说白了就是小马拉大车，是拉不动的。”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如果不能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不能从制度上解决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大量产生的问题，而只把注意力集中在调整工资这类问题上，就难以触及收入分配问题的核心，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
“我认为，方案一定要解决以下这几个问题：大的方向一定要知道应该改什么？民众希望改什么？从社会发展需要应该改什么？从这个角度看，目前这个具体方案还有很多遗漏的地方。”上述知情者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很多意见没有听进去——这几乎是众多接受采访的学者们共同的牢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