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对价格 管住货币

记者：应对这种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卢锋：从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看，微观体制和宏观调控方针也许可以用八个字概括：搞对价格、管住货币。所谓搞对价格，就是通过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理顺资源配置关系，不仅指放开价格，还包含产权改革、减少管制、对外开放、控制外部性成本等一系列制度层面安排；管住货币则是控制货币增长，抑制通货膨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这两条都面临新问题和新困难。在价格上，我们实行各种干预手段，虽然在短期内可以“按住”物价上涨，但是如果宏观失衡根源没解决，通胀压力最终仍会释放出来，同时还存在“一边漏油，一边加油”的问题。以粮食为例，一方面限制粮食出口，对粮食出口不仅有配额而且还征税，实际上具有对粮农额外征税效应，限制了农民从市场交易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大力补贴粮食生产。释放库存平抑粮价虽可能在短期内抑制粮价，然而如果粮食相对价格需要调整，人为抑制粮价也不利于农民形成适当的未来价格预期，并依据这一价格预期来安排明年生产的计划或决策，因而从动态过程看，这对增加未来供给也可能产生不利影响。从长期看，仍然需要更多地让市场供求力量来决定粮食价格，让较少扭曲的价格信号引导农民生产决策。

在管住货币上，我理解货币学派的主张是：任何一次通货膨胀，货币扩张都是必要和充分条件；抑制通货膨胀，控制货币过度供给也是必要和充分条件。这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仅仅是货币造成的，也没有说政府是有意发票子导致通货膨胀，更没有说其他原因不重要。但是，货币学派强调，不管你现实生活的理由千千万万，最后总要通过货币来引发通货膨胀；反过来，治理通货膨胀，不可能绕过货币紧缩。问题在于，在通胀环境已经出现背景下，紧缩货币会感到疼痛，好比拔牙会出血一样。

记者：如何管住货币？

卢锋：根本问题仍是能否在认识上形成一点基本共识：虽然经济政策需要兼顾不同目标，如经济增长、就业增长、工资增长等等，然而如果同时发生严重通货膨胀危险，治理通货膨胀应当具有足够优先度。如果把特定环境下政策目标轻重缓急优先度搞对了，有效操作手段设计应不存在实质困难。需要货币、汇率、财政等方面的政策配合，其中货币政策应承担较多职能。

记者：很多学者建议用财政政策反通胀，如种粮直补、关税调节进出口，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卢锋：种粮补贴政策成本不小，需要结合经验评估其效果。从历史经验看，花费千亿元的巨额财政对粮食进行干预，绝大部分效果欠佳，相当部分“跑冒滴漏”或者转化为陈化粮，造成大量资源浪费。

就抑制通胀目标而言，种粮直补由于很难做到影响粮农边际产量决策因而效果有限，地方实际执行的种粮直补政策是一种收入转移手段。要想通过财政干预刺激产量，难免需要直接干预粮食价格和流通，然而上世纪90年代经验教训表明，这类政策不必要、不合理、不可取。

至于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提高出口关税抑制出口，我的看法是降低进口关税是好事，但不能把长期手段当短期工具来使用。提高出口关税则如同我上面讲的，对开放型市场经济运行具有扭曲效应。(高建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