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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人在与国宝打交道
世界各大博物馆已实施资格认证制度，很多馆长都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选拔，而我国基本上还是任命制，官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应多考虑。
中国博物馆的管理水平如何？这似乎可以从与故宫距离最近的国家博物馆中找到答案。
经过三年的改扩建，今年3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向世界打开了大门。可是进去参观过的人有很多感到失望。不必说在骄阳似火的夏季没有任何遮阳措施的排队长龙缓慢前行，也不必说永远很难打通的几部预约电话和几乎没有的免费展览资料，更不必指责没有多少学识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单单是陈列展的布置就让人大跌眼镜。一个收费的商业品牌展赫然占据有利位置，真正的基本陈列展却需要四处寻觅。很少的讲解员，几乎没有志愿者服务，大多数的展览说明仅有两种语言，仿佛全世界的人不是懂汉语就是会英语。空旷的展厅里可供观众休息的椅子少得可怜。也许在闭馆扩建的三年中国家博物馆的人都放了长假。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潘守永曾在哈佛大学研习过博物馆学，他说，美、日等国对于博物馆从业人员都有严格的门槛设计，馆长更是学识渊博，基本都有博士学位，而中国几千家博物馆馆长中真正拥有博士学位的凤毛麟角。没有任何专业背景却从事管理的大有人在。有些博物馆甚至成为被用来安排闲散人员和各种领导干部的家属的单位，而中国博物馆收藏的文物需要的专业技术更多。可以说中国博物馆的专业化建设才刚刚开始。
今年上半年，历时十年的国有馆藏珍贵文物的数据化工作基本完成，全国166万件国宝告别了纸质卡片手写登录的年代，全部实现了信息化管理，理论上讲国宝的管理实现了有据可依。
目前国家文物局只有权对直属的两家博物馆有人事任免权，地方博物馆的馆长均由当地政府任命。国家文物局只是进行业务指导。2002年，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成为由文化部管辖的副部级博物馆，由文化部来进行任命。由于其过高的级别，很少有人能对其实施监督。
不可否认的是，博物馆管理人员的素质这些年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提高。目前中央和地方共建的“国家队”博物馆有11家，分别是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河南博物院、浙江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湖北博物馆、山西博物院、首都博物馆和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让我们来晒晒这些博物馆的掌门人。
郑欣淼，是在担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他曾说，故宫博物院比文化部更出名。以他在地方多年的从政经历，是可以管理好故宫的，然而事故却频频发生。
这些掌门人中，一些是从业30年以上的“老文博”，管理经验非常丰富，熟悉各个环节；一些是学者型馆长，在考古、历史、宗教、艺术领域有着一定的学术地位。不过有专家指出，博物馆的管理固然需要专业的知识背景，但更需要的是对文物的敬畏。随着许多的60后进入馆长序列，如何培养他们对于文物的责任心尤为重要。
但文物的管理并不仅仅决定于掌门人。各个环节都需要专业人士分兵把守。以故宫的工作人员为例，其来源主要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来自不同的行业；一部分是当年从琉璃厂等选拔的表现突出的学徒，从事书画、青铜器、玉器等文物修复等工作的；近些年主要是大学毕业生，他们经受过美术史、考古、历史、中文等专业的系统训练，研究能力强，但玉器怕污，陶瓷怕动，书画怕潮等从实践中得出的常识却不太知道。
目前，我国博物馆数量超过3000个，从业人员6万余人。根据最近国家文物部门对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博物馆队伍的调查统计，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仅为51.6%。其中在职称方面，高级职称3161人，占7.6%，中级职称7961人，占17.2%，初级职称10316人，占24.8%；在学历方面，博士106人，占0.26%，硕士767人，占1.8%，大学本科10733人，占25.8%。从总体而言，全国博物馆从业人员的学历结构、知识结构和职称结构，都与博物馆的专业化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为了保持博物馆的专业水平，世界各国都实施了资格认证制度，馆长更是向社会公开招聘选拔。然而，在我国基本上还是任命制，昨天还是某个省、区、市或者某个部委办公室主任的人，明天有可能就是某个重要博物馆的馆长，今后应多考虑官员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
博物馆应实现与社会的共振
博物馆不应该是政府衙门，也不是堆积文物的仓库，更不是只作研究的学术单位或者替人家鉴宝的中介，它是现代意义的公共文化机构，公开透明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国家文物局刚刚公布了一份对于83家一级博物馆的评估报告，在所有的得分中，博物馆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向社会沟通这一项的得分最少，一些博物馆的网站建设很陈旧，更新速度很慢，更不用说建立博客或者微博这样的新沟通渠道。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宋向光说，故宫的十重门其实应该分别对待。博物馆总会发生一些不想、不该发生的事，但一些事情出来了并不可怕，关键是怎样解决。比如2004年11月，大英博物馆的一批中国文物不翼而飞。博物馆方面主动联系媒体公开消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居然答不出究竟丢了多少件文物。但英国民间并没有大量的对大英博物馆的责骂之声，大家责怪的是偷窃者，在他们看来博物馆就是自己家的，丢了东西大家一起找就可以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唐际根，既是安阳考古队的队长，也是中国文字博物馆副馆长和安阳殷墟博物馆副馆长，他觉得虽然文博专业的人更适合管理博物馆，但对于文物的敬畏对于文化的珍爱才是做好馆长的最重要素质。比如办一次文物展览，文物就有可能受到红外线、紫外线、相对湿度、温度、振动和灰尘等各种不利因素的威胁，甚至从库房到展厅的数百米的路程也会发生各种不测，所以文物的安全需要与科技手段配套，需要先进的运输工具、储存柜，需要减少各种的中间环节和严格的操作流程。虽然说即使将文物安全的各种因素减少到最小，仍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难以预料的状况。但如果没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警惕之心，情况会更糟糕。
但是他坦言，文物的安全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责，但也只是最基础的工作。博物馆的作用还在于通过不同文物的组织，讲出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传播关于文明的知识，一件文物遭遇破损，对于博物馆来说是危机也是机遇，可以借此进行文物知识的普及。国外甚至倡导裸展，让观众与文物发生最亲密的接触。一些小学生的课也常在博物馆开展，小孩子损坏文物的事情也会发生，但博物馆并不因此而变得保守。
国家文物局这些年一直推动博物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今年5月，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承担了国家文物局委托的“博物馆理事会组织规则”课题的研究任务，宋向光介绍说，各国在博物馆的管理体制上不尽相同，比如在法国，各级博物馆的馆长，确实是由国家的文化部层层任命的，而以大英博物馆为代表的英国，普遍建立了理事会实行宏观管理，负责对博物馆财政收支情况实行监管，审查，并提名博物馆馆长人选等。
中国的博物馆在发展的初期是实行过类似理事会这样的制度的，由政府管理者、财政资金投入方、相关协会及专家学者和公众共同组成的理事会，可以共同决定博物馆的事务，这样馆长就不仅仅向上级领导负责，而是向理事会负责。
宋向光说，博物馆不应该是政府衙门，也不是堆积文物的仓库，更不是只作研究的学术单位或者替人家鉴宝的中介，它是现代意义的公共文化机构，公开透明应该成为一种常态。
日前，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回应“十重门”时公开承认，故宫依然是个封闭的机构，与社会的沟通并不及时，并允诺今后将更加公开透明。全国的博物馆馆长听到这些“肺腑之言”，一定会有很深的触动。“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句古语对于今天中国的博物馆界应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杨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