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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之路，扶着走还是自己走
在古籍社转企改制之初，曾经有过一次争论。由于古籍本身受众面小、投入大、销售和回收周期长的特点，“很多老编辑认为古籍社应该由国家养起来。”回忆起争论的焦点，李岩说道。
“古籍整理应该是国家行为、文化机构行为。”聂震宁强调，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规划作用，甚至还发挥买单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古籍出版物不能用于交换，政府买单，也是市场行为的一种。”
事实上，鉴于古籍出版的特殊性，国家的“买单行为”一直未曾间断——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从最初的每年170万元，增至目前的每年2000万元。“全国能申请这个基金的不到100家出版社，主要还是以全国古籍联合体的23家为主。”李岩表示。
但是，在李常庆眼中，国家对于古籍出版的支持只是一个方面：“在西方，企业、文化团体、基金会对古籍整理都有很大力度的支持。”而在我国，“社会资金对人文科学的热情没有培养起来，慈善捐赠的激励体系也不如西方完善。”李岩补充道。
正因为社会支持体系的短板，使古籍社缺乏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部分古籍社靠项目资金，有一顿没一顿，在难以为继时，出现了‘打零工’的现象。”聂震宁解释道。
同时，有专家指出，古籍市场的容量有限，应该尽快建立起出版社退出机制，允许一些古籍社撤销或者转向社会服务机构。
尽管国家有扶持古籍出版的必要，但李常庆认为，既然身处市场，“古籍社更应寻找自身优势，做专做精，适应竞争”。
作为一种专业出版，聂震宁认为两种发展模式可资借鉴，一种是立足自身出版经营特色，形成市场选择后的专业化，做大做强。另一种则是构建直达目标受众的特殊渠道，提供专业服务，比如欧美国家专出研究报告、论坛报告的出版社。
“坚持走专业化道路是出版社的生存之道。如果恍恍惚惚、左顾右盼，找不到立足点，出版社就可能被淘汰。”聂震宁总结道。（杨旭 魏本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