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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突围，在市场和口碑中找平衡
李岩将古籍社的突围之路形容为“悲壮”，是因为这一条市场化之路确实走得很艰难。
在古典文献整理的高端市场之外，很多古籍社都将目光瞄准了大众出版领域。中华书局2006年底出版的《于丹〈论语〉心得》，便是古籍社闯大众市场的经典案例。该书面世不到4个月，销量达230万册。但伴随着奇迹般的市场销量，这本书的学术性遭到了多方质疑，当时“十博士联名抵制于丹”的新闻闹得满城风雨。中华书局也被牵连“骂战”中，被指“有失水准”。
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在市场和口碑中艰难行走。
但是，“不管人们如何看待古籍普及类读物的优缺点，不能否认它的意义。”聂震宁认为，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把古籍还原于古籍，还应链接当下，所以古籍出版的大众化将是一个趋势。
对于各地方古籍社，因为远离文化中心，缺乏优质作者资源，所以在古籍整理等专业领域并不见优势。“但他们依托地方乡土文化、区域文化资源，也做出了一些特色。”李岩介绍道。
比如岳麓书社出版曾国藩、左宗棠等湖湘名人的作品，齐鲁书社做齐鲁文化的书籍，都取得了一定的销路。
“有的社就彻底打破了专业分工，另起炉灶。”李岩举例道，吉林文史出版社就在引进版图书领域逐渐做出了特色。
尽管各路古籍社“多点开花”，市场环境依然不容乐观。
一方面，对于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角色转换，李常庆认为，部分古籍社依赖性仍然较强，具有明显的事业单位运行惯性。
另一方面，原有的行政化分工正被市场化进程逐渐侵蚀，一些综合大社、高校出版社也瞄准了古籍出版的蛋糕，动作频频。比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就正在着手编纂总文字量达15亿字、收录重要儒学文献的《儒藏》。这让中华书局倍感压力，“跟大社、强社相比，在资金方面、在作者方面，我们没有必然的优势。”李岩说道。
因此，李岩认为，古籍社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比如做地域文化通览，就可以联合中华书局和地方部分古籍社，共享各自资源优势”。
他还进一步设想，可以在国家的支持下，通过市场力量形成古籍社的纵向联合，形成相对松散的专业集团，来增强古籍出版的实力。现阶段，“可以先在产品、项目等方面建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