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那年进了古玩铺
石:陈老,上海刚刚开过世界华人收藏大会,上海的文艺界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海内外收藏家的反响都很热烈,这件事可能会继续进行下去。会议期间,来自全国的收藏界朋友一直惦记着您,如果你能出席的话,那就太好啦。会上,大家说到您,认为您的大作像《古玩史话与鉴赏》、《文物话春秋》、《古玩谈旧闻》等等,非常有历史价值,而且生动丰富。您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下写作这些故事的?
陈:史贵存真,不能胡编臆造。我为什么能写出这么多东西呢,除了我自己的经历,还采访了许多老人,跟他们聊出来的。
我们家是个大家族,很多人与古董行有关。祖父在北京开银楼,他是一个银匠,我父亲后来也做了银匠。那跟古玩有什么联系呢?过去宋瓷口沿残的需要镶口,那就是银匠的活。我的大爷(伯父)陈中孚宣统二年(1910年)就来北京古玩铺学生意,他当时是跟后来的大古董商岳彬一块来的,是由我的表舅爷常惠川带来的。表舅爷是给清宫里头的庆小山当管事的,庆小山专门负责宫里的古玩陈设,他也就和古董行、古玩商来往密切,还跟着买了一些古玩。
石:您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进的古玩行,并且逐渐长大。
陈:我是这个家族的长孙,小时候念《四书》,写毛笔字,学古玩。10岁那年进入伯父的文古斋当学徒,慢慢看到伯父的儿子上中学念书,而我老当学徒,于是也想上学,渴望新式教育。先是认识了一个地下党,看了一些进步书籍,后来和同学杜国元一起,准备去解放区。结果阴差阳错我没有走成,只好回来和家里谈判,最后家里同意让我念书。我在辅仁大学念过经济系,在华北人民大学毕业,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入了团、入了党,于是就参军南下当干部。解放后一直在兵工系统教了30多年的马列主义课。
写书,是为了“以人为鉴”
石:那您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重拾话头,着手写琉璃厂古玩铺故事的?
陈:那是1985年以后,我那兵工管理干部学院要撤消,领导要让我去经商,我说我干不了,就等着不久离休。于是从那时起我就开始采访那些古董商。那些老人当时还都健在,20多年来我采访了500多人次,那时候跟我常来往的有十几个人,我几乎天天去拜访他们,采访两三次以上的有50多人。他们这些老人也说,如果他们这一代人死了,谁想写也写不出来了。我一边写,一边这些人就一个个相继过世了,如今只剩故宫博物院的耿宝昌一个了。
石:您是为我们抢救了一段珍贵的历史,那么在您写作这些故事的过程中最大的体验和感触是什么?
陈:古人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知荣辱。”我写书坚持实话实说,把隐蔽的许多事情说了出来,其中很多事件发人深省,甚至沉痛。比如说,常惠川把我伯父和岳彬从乡下带来京城以后,他有一个鼎,他原本以为是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后来鉴定下来是秦的。这样就买贵了砸在手里,在老家存了不少年。到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常惠川也已故世,他的儿子是我的表大爷,就把那鼎拿到文古斋我伯父那里去了,说让他保存着。1947年的时候,我伯父陈中孚偷偷和岳彬一起把那鼎低价卖给了一个美国人。我那表大爷知道后不乐意啊,说太便宜了你得给我买回来。为了这个事情,他经常从老家乡下到京城来回跑,来要账、交涉。这个时候,我们乡下那片正逢共产党和国民党拉锯战,有时候国民党来,有时候共产党来,当时也有农会,还有还乡团。农会的人认为我的表大爷老往京城跑,是去勾搭还乡团来着。因为这个,等到土改的时候,我的表大爷全家都给打死了,儿女都没有了。
所以,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呢。就说这件事情,他们两人都是常惠川带来学古玩铺的,但是最后因为一个鼎的问题,东家掌柜都不给人家钱,让人家来回跑,因为这事让他绝了后。这里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岳彬和我大爷陈中孚他们俩在做人上都不怎么的,所以最后他们的结果也不好。因此,我感觉到写古玩就是要写这些,要写出“以人为鉴”的道理,不是单单的鉴定或买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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