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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或形成消费主导的战略性选择。“十二五”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和变革的重要阶段。总体来看，工业化处在一个调整提高的阶段，城市化将呈现快速发展的基本趋势。
1. 城市化进程对发展方式转变产生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我国城市化不仅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也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有一定的差距。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城市化率大概在55%左右。2009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3000美元，开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但城镇化率仅为46.6%。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和升级，导致内需不足和产能过剩。
从工业化主导到城市化主导，对发展方式转变有决定性影响：第一，决定工业的转型升级。进入发展新阶段，既要强调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作用，更要强调城市化对提升工业化的作用。第二，决定服务业比例的大幅度提高。没有城市化，大力发展服务业是不可能的。第三，决定城乡一体化进程。快速的城市化必然建立在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础上。从这个角度讲，未来五年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关键的五年。第四，对改善资源环境问题有决定性的影响。城市化产生某些环境问题，但城市化又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战略性选择。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13亿人口大国的需求出发，科学制定城市化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第五，决定劳动力的就业。如果没有城市化和由此带来的服务业发展，不可能扩大劳动力的就业范围和提高劳动力的就业水平。
2. 未来五年，我国将形成城市化主导的新格局。“十二五”期间我国城市化率至少由现在的46%达到50%以上。有没有这种可能呢？第一，未来的5年，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阶段。城市化率每年将提高1-1.2个百分点，由现在的46%上升到52%左右。城市化将由东部向中西部扩张，中西部的城市群兴起将成为突出亮点，并由此形成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一体化齐头并进的格局。这样一个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对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新格局将起到重大的作用。第二，城市间的竞争与发展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例如，未来长三角的区域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关键是上海的转型。如果上海加速成为我国以金融中心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这样一个大都市，对长三角的一体化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第三，适应城市化时代需求的第二次转型和改革。我国开始进入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阶段：一是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进程。未来5-10年，改变城乡二元制度安排，我国城市化率大概能提高10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应当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二是推进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为形成经济主导的城市化新格局提供制度支持；三是推进中央和地方的合理分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城市发展自主权。
3. 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的城市化战略。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作出客观判断。首先，以城市化为重点推动城乡一体化还是以城乡一体化为重点促进城市化？工业化时代，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以城乡二元基础上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为基础。城市化时代，应当以城乡一体化为基础，不能再以牺牲农村来加快城市发展。问题在于，究竟以城市化来推动城乡一体化，还是以城乡一体化来促进城市化更为现实和有效。从实际情况看，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城乡差距小，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城乡差距大。城市化程度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越小。例如，东欧国家的城市化比例相对较低，城乡人均GDP相差2-3倍；欧美国家的城市化率很高，城乡人均GDP相差1-2倍。大城市发展的实践，不支持“城市越大，贫富差距越大”、“城市越大、城乡差距越大”的观点。事实上，以城市化为重点将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我国“十二五”期间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是两亿农民工如何市民化。“十二五”时期，土地的集约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要同步推进。未来五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应当让“农民工”三个字成为历史。为此，解决两亿农民工融入城市，需要尽快改革户籍、土地、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此外，需要分类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中小城市发展。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省直管县改革应紧扣统筹城乡发展这一基本目标，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的行政体制。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以多种形式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一是把具备一定条件的县升格为市；二是把部分经济强县（市）升格为中等城市；三是对靠近中心城市、并与中心城市产业关联度高的县可考虑“撤县改区”。
其次，城市化发展优先还是结构调整优先？有人提出，几亿农民进城干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城市化以“拼大盘”为特点，也就是行政推动的城市化，仍然会把投资和工业作为主导，由此使城市化率与服务业比例不相称。若以经济主导的城市化，必然使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那么，是城市化发展优先还是结构调整优先？是城市化约束下的结构调整还是结构调整基础上的城市化，两者如何协调？哪一个更符合现实？笔者认为，城市化是促进结构调整的主要推动力。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确实存在城市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大多城市的服务业比重大都偏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合理。下一步，处于发展型新阶段的城市化，必然是消费拉动的城市化。这就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使其与城市化的需求相适应。即无论是解决现有的结构调整，还是确立未来的结构发展目标，其主要的推动力是城市化。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在于城市化水平偏低。没有城市化尤其是大中城市的发展，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进一步看，我国结构失衡与城市化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第一，为什么工业的转型升级比较困难？这是因为现有的城市化对工业化的约束尤其是低碳发展约束，还没有上升为刚性约束；第二，为什么服务业发展比例低？这与城市化的水平低直接相联系；第三，为什么农业现代化的程度偏低？重要原因也是城市化水平不高。这是因为，城市化的需求是决定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为此，要在加快城市化发展中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例如，在部分城市化率较高的地区，加快结构调整。以上海为例，上海要确立以金融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格局，要建立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就要加大服务业发展的比重。为此，传统的制造工业、某些重化工业就应当从上海市转移出去。如果该舍的不愿舍，该进的就难以进来。这样，不仅影响上海，也会影响整个长三角的发展方式转变，乃至影响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在广大中西部地区要走以城市化带动结构调整的路子。以中部地区为例，中部崛起的突出矛盾是城市化进程滞后。从经济总量看，中部地区明显落后东部。落后的重要原因既有工业化发展相对滞后的因素，更有城市化水平不高的因素。就工业化率而言，2008年中部比东部低2.9个百分点，比西部高3.72个百分点，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但就城市化而言，从对2008年度统计数据的分析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差距很大。总体情况是，东部地区2008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365.64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55.9%；中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303.32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0.9%；西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308.83美元，同期城市化率为41.5%。由此表明，中部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城市化的落后。中部崛起要发展现代新型工业，重要的途径是以新型城市化带动新型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