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指标更适合中国

一些专家认为，对这次世行调整中国GDP总量指标，应以此为契机，更深远地看待中国GDP“挂帅”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曹红辉指出，尤其像中国这样引进外资特别多，GDP总量中有近40%是外资企业创造的状况，更应该意识到，反映中国人民的国民财富的指标GNP（国民生产总值）比反映中国境内包括外资企业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更能代表和体现中国的真正实力和国民生活水平，“因为外资企业和众多跨国公司创造的产值和利润，并不属于中国，加上税收多被减免，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数字，并不能带给中国国力和国民福利实际的意义。”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向《瞭望》新闻周刊进一步解释说，“国力”作为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在地理意义上国家的产出，另一种是在要素所有权意义上的产出。前者是GDP，后者是GNP。

“目前更通行使用GDP，使人们忽略了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事实上，只有后一种意义上的产出才是一国国民能够支配和享用的财富，才有福利的意义。”他强调。与GDP相比，GNP更直接反映了一国生产要素的财富创造能力，更直接体现国民福利的增长。

张幼文指出，在发达国家，GDP与GNP比较接近，因此常用GDP来衡量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用GDP而不是GNP看中国国力，其中的巨大差异则会导致对中国国力与财富创造能力的严重高估。

因此，他分析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用平价购买力一算，就与原来的差别那么大的原因，“本国要素的收益是本国国民福利的直接体现，而外国要素的收益则是外国国民福利的体现，即使这些要素存在于本国甚至其将收益进行再投资，也没有改变其国民属性，因而也不是中国综合国力的组成部分。”

“正确评估国力，才能提高经济发展、开放效益和对外谈判的主动性。”张幼文认为，应该建立新的指标体系来真实反映中国的实际经济水准，其原则是：排除不直接体现国民福利与增长发展意义的指标（如外资数量），分离因经济全球化造成的指标变异（如GDP、外贸总值），强化更加直接真实反映国民福利和国民财富的指标（如来自外资企业的税收、外贸增加值，居民可支配收入、GNP等）。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也向《瞭望》新闻周刊表示，必须把最大化本国人民的福利作为经济工作的目标，“首先是以尽可能增加本国人民长远收入为经济政策上的导向。这不仅要求我们注重收入分配的平等和社会公平，注重保护环境和资源，而且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增加GNP和人均GNP，而不应当单纯追求GDP。”

他总结说，“只有GNP才能说明本国人民的净收入。没有增加本国GNP的GDP增长，不应当是和谐的小康社会追求的目标。”

改变要素价格扭曲

“一直以来中国GDP被国际市场高估，此问题与人民币汇率低估是同一个命题”，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分析，这也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要素价格体系仍存在系统性扭曲。

在他看来，中国许多产品价格没有体现其真正的成本和价值，如土地、石油、煤、水、电、劳动力等。造成这种状况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劳动力转移没有完结，人口红利还在，以及地方政府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收入分配扭曲，倾斜于资本和政府部门，劳动力报酬所占比重大幅下降等。

如此一来，导致贸易部门（制造业）价格低廉，所以非贸易部门（服务部门）也难以发展。这样长期被压制的通胀，导致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升单纯地转化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即本币购买力的增强。

他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长期累积的通胀压力，“在近些年全球货币泛滥所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国资源、人口、环境等红利快速消退的情况下，通胀压力正在加速释放，资产泡沫膨胀，成本推动的通胀开始蔓延。”他估计，世界银行下调中国GDP的趋势，将随着中国价格体系的逐步理顺而继续。

因此，他建议，我国应有序地理顺被扭曲的价格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革，并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国家资源收益必须公有化；二是必须放开私人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限制，形成竞争机制；三是要将过高的政府储蓄率降下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四是加快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真正转变政府职能；五是要大幅提高个人收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记者丛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