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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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 随着转型发展，我们也总结了两个模式，在前两天的讨论会里面提到了。第一，以深圳为代表的创新驱动；第二，以苏州为代表的演化升级。深圳模式最近总结的比较多，用数据库和专业的视角对深圳转型也作了一些发现和研究。深圳是在全国单位面积的里面，单位面积经济产出是最高的一个城市，同时是万元GDP水耗、能耗最低的城市，创新能力是最强的城市，在全国的副省级城市当中生态环境最好的，产品质量合格率，还有市民的质量满意度在城市大中城市属于领先水平。所以，率先转型也是能够掌握发展先机的。
第二个模式就是苏州模式。苏州模式和深圳模式不一样，深圳模式是瞄准新产业和新业态，然后集成公关，苏州模式是一种演化升级的模式，升级经历了“三步走”的规律。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是以乡镇企业大发展，我们总结的是“苏南模式”，苏州可能是当时“苏南模式”的代表。二是在1994年之后，利用中心工业园的契机大力推行工业园区建设，第二个转型也是比较成功的。三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苏州市政府提出来“腾龙换凤”的策略，收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李超: 随着中国城市的转型，经济转型的速度加快，我们新型城镇化在2014年迎来一个重要的节点之年，我认为2014年意义不下于2011年，因为2011年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这个50%我们分析是有水分的，因为加入了农村大学生进入城市，也被纳入城镇化的人口。城镇的无业人员也被纳入城镇化率，但是2014年城镇化率是实实在在的城镇化率，2014年城镇就业人口达到50.9%，首次超过了农村。所以，2014年应该在意义上来说，比2011年在城镇化里面意义更大。
第二个就是新型城镇化重大的会议、重大的决议，还有一些重要的文件，在2014年集中的出台，我简单梳理了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提的“三个1亿人”，就是优先解决1亿人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第二个1亿人是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第三个1亿人中西部地区的就近城镇化，这是李克强总理提出的。
第二个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在2014年出台，这在国内外收到一个比较好的舆论效果，证明中国使新型城镇化的决心。
第三个是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这也是在2014年出台，还有一个就是新型城镇化的试点，这个试点工作虽然在2015年全面展开，但是一些重要的决议、文件，还有讨论、方案，试点工作的具体的计划，都是在2014年完成的。所以，我认为2014年是中国城镇化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李超: 2014年城市再发展转型中面临一些问题，我简单罗列了一下，大致梳理了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区域分化现象。我们经常讲房地产，中国的城市面临区域分化，但是我们城市竞争力在去年一年当中，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区域分化现象。这个区域分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面临巨大的分化。第二个是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虽然刚才倪主任也讲到了东中一体，但是在去年当中，中部这个城市竞争力水平跟东部地区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差距程度特别是西部地区是在扩大的，中部地区虽然有一定程度的缩小。第三个就是行政级别，对城市竞争力的影响，我们去年也经常强调过，包括一些直辖市、副省级城市，还有一些省会城市，和其他地级市发展差距也是在明显扩大的。
还有一个差距，我们通过高铁导致的差距，我们进行了一些分析。中国目前通高铁的，刚才王雨飞博士把全国所有通高铁城市加起来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汇报，包括城际、城市进的高铁，她有一个汇总。我分析了一下，通高铁的城市，包括动车、城际，通高铁和不通高铁的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的均值水平上高了71.15%，几乎已经在2/3倍以上了。通高铁的城市比不通高铁的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水平普通高56.91%，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差距。高铁时代的到来，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城市竞争力的马太效应。
李超: 第二，城市转型现在正在面临着高端挤压，低端蚕食的内外压力。所谓高端挤压，随着产业化技术逐渐接近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我们面临技术锁定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没有不把高新技术出口到中国，其中一部分就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考虑。其中，更重要的是越来越接近它的技术前沿之后，他会面临一个跨国公司、一些自然的技术锁定，这和八十年代的日本面临着美国技术锁定原理是一样的。另外，低端蚕食，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优势逐步的丧失，怎么办？很多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可能会选择劳动力成本具有比较优势的其他地区，比如其他的金砖国家，还有我们经常提到的“薄荷四国”，比如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他们劳动力成本优势比现在金砖国家更具优势，所以他们会面临一个承接劳动力转移一个重要的地区。
李超: 第三，创业和创新。我们经常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但是事实上是面临很大的压力和阻力的。首先，城市政府还是把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精力投向大企业和知名品牌，对草根创业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力度关注不够，另外很多城市政府明显偏向于产业政策，数量化的一些刺激指标。
第四，造城运动和土地财政。在过去的一年中也是面临很大的阻力，首先大兴土木、大拆大建地方官员的落马，也是宣布了传统传统模式化的破产。另外是摊大饼式的发展，中国城市密度加密，是需要增加密度还是分散密度，这是经济空间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现在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分成两派意见，我们可以继续讨论。
第五，生态环境问题。去年，我们把我们的数据，包括住建部和环保部的数据进行了汇总，包括大拆大建导致建筑垃圾的增加，“十二五”每年大约是40%，新增的碳排放量大约是10%的水平。2014年74个重点监测城市中66个城市污染物超标，土壤超标率16.1%。
去年对舆论媒体对环境状况、公众舆论异常关注，呼声越来越强烈，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实施，很多媒体和精英人士对我们新环保法和环境保护质量的改善寄予了厚望，认为2015年将成为中国环保的分水岭，我们拭目以待，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了。
谢谢大家。
夏杰长: 谢谢李超博士对王雨飞博士指标解读背后故事的介绍，讲的非常好。但是我想修正一个数据，你讲到李克强总理关于每增长1个GDP能够拉动100人就业，他用的是前几年的数据，但是随着服务业占半壁江山，我们估算的结果，每增长1个GDP能拉动150万人就业，这是最新在做服务节就业新的增长与就业关系的一个估算，仅供大家参考。
下面有请方创琳研究员给我们做一个点评。
方创琳: 首先，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竞争力中心邀请我参加这样一个发布会。由于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在这里祝贺鹏飞教授第13本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今天在这里的发布。
我主要从城市发展与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在过去若干年里面，在我的科研工作里基本每一本不落的拜读过鹏飞教授每一期城市竞争力报告，很多都在我们科研工作中得到应用。可以说，我是我们鹏飞教授铁杆粉丝，也是他忠实的读者。今天有机会再一次倾听他发布第13本报告，让我受到非常大的启发。
这本报告是以“巨手托起城市中国新版图”为题目来发布，正好适应了中国进入城市型社会，推进国家新型城市化发展规划这样新的战略需求。报告用全新的视角、战略的高度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空间格局的新的设想，也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新的设想，以及从“胡焕庸线”的突破口探讨“胡焕庸线”能不能突破，能不能这样一个突破使得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均衡发展。他的回答是肯定的，能够突破的，但是这个突破的时间是50年、10年、100年，另当别论。同时他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格局，都具有非常强的创新性，有些观点是第一次提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比如中国城市格局的“一团五线”新的格局，这也是我第一此听到的，等等，等等吧，总而言之，他提出很多的思想都具有创新性，对指导国家“十三五”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城市发展的空间据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这是我对这个报告总体的判断和评价，所以我从中学到很多的东西。
方创琳: 下面，我想提三个方面的看法，想和在座各位老师和鹏飞教授探讨一下。第一，关于“胡焕庸线”到底能不能突破的问题？“胡焕庸线”是由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提出来的一个，当时是划分中国人口地理界限的界限，这个界限突然这些年热起来了，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过多集中在东中部地区，能不能向西移动。
我们作为一个地理科学工作者，胡焕庸是一个地理学家，近60年中国人口变化分布格局，在这条线以东、以南的地方基本上还有94%，这条线以北、以西的地方占6%，这种格局到现在为止60年没有变化，由于人口格局没有变化，所以经济格局跟着也不会相对变化。由于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导致经济分布的不均衡，这样的格局在未来若干年也不会发生变化。同样，这条线为什么会出这条线，为什么人口过多集中在以东、以南地方，因为这条线同时还是我们国家好几种资源地理界限的分界线。比如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就是这条线，这条线以西、以东地区就是干旱地区。另外，这条线是地市的一个分界线，比如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就是以北到1000、200等高线的分界线。由于这样自然条件的限制，原来有经济的人口地理分布线，现在上升为经济空间分布的界限，这要充分考虑自然地理条件的本底，这种本底是中国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没有办法改变这种格局的。所以，由于改变不了，这样的东西经济发展的差距和空间分布不均衡的格局会长期存在。
方创琳: 第二，关于中国城市空间格局。鹏飞教授提到的“一团五线”空间格局，我觉得提的非常新颖，是一个点向周边辐射。这样辐射的结果，是不是可能会照顾不到周边地区，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未来中国城市空间格局，就是由五大新型城镇化发展区，20个城市群，37个一体化地区，770个城市组成这样一个空间格局。我们这个报告里面提到1000个城市。所以，今后我们会进一步切磋和探讨，我们这770个城市，每一个城市怎么变化的，怎么由地变成市，要进行详细的测算，这个格局和我们社科院的格局有一定的差距。我们也进一步再探讨。
第三，新的中国经济空间的格局。空间格局提出了东中一体化和边缘倾斜化的思路，使中国经济格局进一步均衡。从国家目前大的政策来说，是不是可以从大的宏观方面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提出原来四个板块，在四大便快不变的情况下，能不能在更高层面由过去T字型格局转变成H型格局。H型格局东部还是沿海主线不变，中部就是长江经济带，西部就是丝路发展线，从西北到西南构成了H型的发展格局，这个H型格局的期限经济发展总量非常低，但是国家对外开放和外交考量方面是一个重要的界限。时间关系就不详细讲了。
方创琳: 最后，提两点建议。第一，希望鹏飞教授能够把报告里面一些精彩内容以咨询报告的形式，把它压缩成三五千字形式，提交给国家和相关部门，因为国家都在编制“十三五”规划，这里内容可以供国家在编制“十三五”规划里面能够采纳，至少能够参考，对开拓他们思维有重要的指导价值。第二，虽然不是建议，是我个人的一个期待，就是我期待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能够在在研究城市方面强强联合，鹏飞教授发布了13本城市竞争力报告，我们地理所也发布了4本城市方面的报告，这个报告可能跟我们研究的风格不太一样，比如我们发布的《城市群发展报告》和《创新城市发展报告》等都没有作过发布会，这一点我要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习，我们要学会张扬，把我们的观点能够张扬出来。同时也希望在未来报告的编写过程中，中科院、社科院能够联合编制更有竞争力的报告。谢谢。
方创琳: 谢谢方创琳主任的发言，他在我们中国社科院也有很多的粉丝，他的很多学生也是我们工作的主力军之一，特别是关于两个单位强强联合，我完全赞同。我本来就是从中国科学院经济学部衍生出来的，所以我们都是晚辈，但是现在更要向中科院地理所学习。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这样的工作，比如旅游的学科，我们和国家旅游局旅游业就业和中国社科院地理所，包括我们自己的财经院正在做智库联盟的工作，这个建议我觉得很值得推广。
现在，有请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王利民教授进行点评和发言。
王利民: 谢谢夏院长，谢谢鹏飞的团队和各位朋友。我参加过几次鹏飞这个团队的新闻发布会，跟鹏飞也时不时的有一些交流，首先祝贺鹏飞这个团队又取得了新的成果。听了鹏飞的报告，我有几点想法，供大家一起分享，也求教于各位专家、教授。
第一，中国土地供应量的问题，这是我们一直困惑争论的焦点，一方面说18亿红线不能突破，一方面说成是又要集约利用，同时资源部又说土地供应量完全冲突。事实上，问题的焦点在于整个城市土地的供应，我们工业用地完全大于实际增长，这说明工业用地的集约利用度非常低。当我们见到厂房像欧洲的时候，意味着我们土地利用率很低，当我们到新加坡、到台北、到香港，可以看到厂房都是十基层的，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像欧洲感觉土地制度，这就说明土地集约率不够，事实上反映我们土地制度有很大的问题。到底我们的土地竞争力是怎么进行控制？这是值得探索。
王利民: 第二，我们在做一些关于交通基础设施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的文章，我们发现前年开始国际竞争学界，我们已经在2012年开始陆续讨论，基础设施与国民经济的关系，毫无疑问，交通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相当一段时间，起码在2011年前数据显示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说是马太效应也好，红裙效应也好等这是毫无疑问的。
接下来是加大整个的投资力度还是加强整个网络的均衡，通过高铁，我们欣喜地看到，在2014年，鹏飞的团队报告显示，在相当部分区域，东中部开始进行紧密合作，区域不均衡状况开始改变。整个高铁网络化建设和大规模投资，一个是大规模投资，第二个是网络化建设，不仅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东中部直言的马泰效应。这个发现也是令人欣喜的，令人期待的。意味着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整体上还会改观中国整体的区域不平衡的问题。
王利民: 第三，我和鹏飞经常讨论，如果朱镕基在1998年进行高速公路建设，一直到2008年，为我们初步奠定了都市圈，也就是一小时城市群建设，初步奠定了格局，这样一个格局加剧了都市圈内部，为我们今天进行都市圈建设打下一个格局。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也带来了一些内部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新的十年当中，从2008年开始，朝着两个方向进行发展。这两个矛盾的方向，一个是有利于城市群比较优势的话，但是在内部会带来核心成，同时会带来都市群内部核心城市和都市群内部周边城市不均衡发展。随着2008年以后，高铁建设实施以后，一方面有虹吸效应，都市群城市和都市群城市之间差异已经逐步拉带。当整个正式群建设整体比较优势显示出来了，还有都市群内部的马太效应的显示出来了。
特别这几年存在着这样几种现象。一种是除了交通基础设施以外，在都市群城市建设方面存在着这么两种现象，优势的公共资源向都市群核心城市集中，特别是都市群众的核心城市，像医疗建设、高中的学校建设，我们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中学生由于都市群户籍政策放开以后，导致周边一些城市优势资源往都市群内部的核心高中、核心医院进行。但是某种情况下，也反映着竞争的不匹配性。原来湖北一些很好的高中，部分被武汉华中师大、附中所吸收。我们知道2008年前，整个郑州核心城市都市圈建设还是比较正常的，当医疗建设大规模投向核心城市的时候，对周边群众的辐射效应就会减弱。我们欣喜看到两种现象，一种交通基础设施加密以后，在都市群网加密以后，有利于都市群整体效应，也有利于都市群附属城市的效应，但是在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衡投资又会加剧都市群内部的不平衡效应。
王利民: 第四，看到这本书，我希望能够像李扬院长讲得那样，能不能集中阐释一些以公共服务为维度的城市竞争力。在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关于教育问题放在知识型城市、智慧性城市维度里，医疗服务放在和谐城市里，这两个维度都做了，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觉得在都市群建设、城市化建设、城市群建设、城市建设、区域建设当中，这两个要素会越来越凸显它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不仅仅在城市化均衡上的不均衡上，而且对吸引优秀人才、创新型城市当中，这两个方面会显得非常重要。如果说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特别是医疗资源，在县级城市已经谈到优质医疗资源向地级城市，比较合理的放在地级城市。现在教育资源纷纷向省会城市集中，事实上，这是都市群建设这两种状况都不是特别的理想，如果一个创新型的都市圈，无论是高中教育，还是一般普通医疗的建设，应该在都市群里面得到一个均衡的发展。所以，我还是建议为了更健康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城市竞争力和都市群竞争力，还是增加一个公共维度。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