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前中国最具人气的学者之一，于丹出现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队伍中，丝毫不让人意外。令人感到意外的倒是，8月6日她在火炬传递中的一连串动作不是那么“常规”：先是用左手高举火炬，随后在把火炬交给下一位传递者时，两人同时将右手放在胸前，然后再放于对方肩上，最后击掌致意……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小时后，当于丹接受《环球》杂志的独家专访时，记者心中的谜团才得以解开，而这里面寄托的对北京奥运的深刻理解与殷切期盼，远远超过了记者原先的猜想。
《环球》：人们在电视上看到，您在火炬传递的时候是用左手举着火炬，而且在和下一棒火炬手交接的时候还有几个很特殊的动作。您这样做是要表达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于丹：是这样的。先说为什么用左手。这次对火炬手的着装要求非常严格，我们除了配备的上衣、短裤、护腕之外，不允许戴任何其他的东西。但是，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的右手上戴了两个彩环，奥运的彩环，我其实一直在挥右手(所以才用左手举火炬)。
我为什么要戴这两个彩环呢？因为这是四川学生的彩环，上面刻着“四川”。这一次火炬接力从四川传到北京，是特别意味深长的一件事情。就在北京奥运倒计时这么一个全民盼望的时段，四川大地震猝不及防地来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年这个重要年头上，中国人的精神坐标被这两件事情重新改写。
大地震让我们看见，在这种原始苦难面前，物理空间还是可以大规模地坍塌，也让我们看见，在心灵空间上，在全民中，有一种信念的重建。我觉得，火炬从四川传到北京，完成这种薪火相传的神圣传递，里面有很强的意味。所以，四川学生对我的托付，他们给我的彩环，我无论如何要戴着，我把它戴在了右手上。
而我们上下棒交接时所做的，是我设计的一个动作。那是我在四川的时候看见心理辅导专业团队做的手势。这里面有三个手势，第一个是把手放在胸口，这叫“我的心”；第二个手势是把右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就是把我的心传递到你的身上；第三个手势是我们一击掌，然后开始跑，这个意思是我的心放在你身上，举起圣火我们一起行动。
我今天做的很多事情都跟四川有关。我觉得不应该因为北京奥运，因为万众欢腾就忘记地震。奥运和地震之间有一种价值转化，其实地震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奥运也不是一个阶段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讲，它们都是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需要去考虑的事情。我希望我能把自己对四川的感受，在我当火炬手的短短的一段时间内戴在我的身上，然后传递出去。
《环球》：我们知道，当火炬手前您是刚从国外回来。在国外的这段时间里，有没有感受到特别的奥运氛围？
于丹：我是前天刚刚从美国讲学回来。这一次我从东海岸纽约进入美国，然后经过波士顿、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这么多重要的大城市一路走过来，我听到的最多的话题就是关于奥运，而且我看到华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愿望和行动，真是由衷的感动。
这一次火炬传递在一些城市遇到了“藏独”势力的干扰，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华人，他们真的是用命护着火炬。这些华人为火炬做的那些事情，会让你看到一个民族的根系在哪里。
我在跑火炬传递的时候，看到前面有很多的五星红旗。今年我们看到五星红旗的次数特别多，一个是因为苦难，因为在赈灾的时候，很多次都看见了国旗；一个是因为光荣，因为在奥运的时候，也很多次看到国旗。另外，在国外看到很多华侨在倒计时迎奥运的时候，也打着五星红旗。国家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在民族的血液里有些东西被唤醒的时候，因为信念和希望，这个国家的符号就被高高地举起。
我回来的时候，离奥运开幕也就四五天了，而在美国，我们的很多电视频道是不落地的，他们看不见直播，所以大量华人社团都在忙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租用电视频道，把开幕式录下来，然后再把华人集结起来一起收看。我就问当地的侨领，那再看的话不就没有时效性了吗？后来他们对我讲，这不是时效的问题，我们会一遍一遍看。你知道吗，我们看春晚也是一遍一遍看，何况是奥运？我们盼了多久！过去是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参加奥运，现在是中国人可以主办奥运，我们现在人回不去，还不一遍一遍地看开幕式吗？
听到这些话，你会觉得特别感动。我在这些城市作的6个演讲中，收到的纸条里问得最集中的问题(几乎占了三分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文明的坐标在哪里？他们生活在美国，在这个位置上如何才能跟中国文化融合？这一次面对奥运，他们做的这些，其实就是他们心情的一个最好的表达。
《环球》：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您觉得举办奥运是否有助于我们更好解答这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同世界当代文化融合？
于丹：当然！当然！我觉得奥运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个体育纪年的坐标，而是一个国际化的坐标。
为什么大家这次会这么关注开幕式？因为大家想看到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我们的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呈现，实际上不是一种外在的仪式，而是一种价值呈现。大家现在都在说，什么是我们现在真正的核心价值，这种价值不应该就是一些简简单单的碎片化的元素，京剧的脸谱啊中国的太极啊剪纸啊，所有这些都是一些外在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有一个国际化的平台，我们有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多元的融入。
我不是一个文化复古主义者，也不是一个文化一元论者，我从来不认为应该回到我们中国的儒家文化，或者说东方文化，就是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文化救赎。现在应该是一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对话的时代，是一个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共荣的时代，也是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交相辉映、形成新的文化系统的时代。我觉得奥运就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一个平台。站在这个平台上去做，这一次中国呈现出来的，绝不是以一个完全的东方话语的形式去跟西方文化交流，而是一种新文化的生成。
《环球》：您认为奥运带来的这样一种文化交融，会给以后的中国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于丹：我不想把它称为精神遗产，或者奥运遗产，因为我说的文化是一种生生不息、正在生成过程中的东西，而所谓遗产是死了的东西。我们现在创造的不是一种死去的文化化石，而是正在生生不息的文化生态。我们现在应该思考更多的是后奥运时代的中国文化。对我们来讲，奥运不是一个运动会，留下几块奖牌几个奖杯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它是一个新的文化融合，而且这种文化不是一些抽象的东西，是一种生活方式。
你看奥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硬件设施，创造了很多第一，比如说T3是世界上单体最大的航站楼。我在T3里就很感慨，因为从刚开始投入使用，我就老出差老在里面转，我看到那么大的候机楼，那么现代的设施，那么通畅的电动通道，但是就在那么宽的通道上，大家还是不知道靠右站立，还是很拥堵。那时我就想，当我们硬件都上来后，软件文化会留下什么呢？结果，我前几天再回来，发现大家已经习惯了，在通道上面，站立的会自觉地靠一边，通过的人就走另外一边。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新的文明习惯在生成。
另外一个，差不多也就在两个月前，我们的限塑令刚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很不方便，去买东西另外交钱的话，会觉得很麻烦。但现在，我周围很多人出门的时候，已经会拎一个可以循环使用的布袋子，已经习惯了。
所以奥运给我们留下的到底是什么文化？我很不喜欢说文化遗产，因为我们不是在留一些死的东西。真正的文化是什么？在西方的界定是，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也就是说，它就是我们活在当中的一些文明习惯。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奥运能留下的后奥运时代的文化。(来源：《环球》杂志 夏海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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