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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出一个“利害共同体”
这份咄咄逼人的方案，至少在目前已多少超出了美国能力，甚至有损美国长远利益。张宇燕介绍说，“其实，美国自己也是一肚子苦衷。”且不说国内赤字、债务、养老、改革和移民等难题，在过去二十年纵横捭阖的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方面，美国也常常捉襟见肘。对美国能否玩得起这个大游戏，许多人已开始越来越怀疑。
做世界“老大”，美国付出的成本越来越高。小布什政府负责亚洲事务的前官员告诉张宇燕，美国每年六七千亿美元军费，百分之七八十用于海外。“奥巴马仍然讲，美国不做老二，一方面是不想做，另一方面是做不了。”张宇燕解释说，“美国一旦成为老二，就会迅速地滑向老三、老四、老五因为一旦成为老二，那些支撑其霸主地位的关键因素，如国际分工优势，特别是美元霸权，就会一下子垮掉。这有点像苏联，一旦和美国争夺世界老大失败，想在老二位置上安稳地呆着，相当困难。”
在遏制中国问题上，应该讲，美国也是顾虑重重，其原因在于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是双输，同时双方都输不起。英国就是因为参与两次针对德国的世界大战，透支了国力而导致彻底衰落。对此，作为最终受益人的美国再清楚不过。“如果全力遏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自己拖垮了，暂且不论中国是否垮掉，同时其他竞争对手因此做大。这绝非美国愿看到的结局。”张宇燕说。
在货币问题上，按照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劳伦斯·萨默斯的说法，美中形成了一种确保相互摧毁的“金融恐怖平衡”。中国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支持美元霸权，同时自己也从美元主导的世界货币体系中获得了发展。尽管最初很可能是无意识的，而且是建立在双方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之上的，但这种平衡业已形成。现在，人们的担心是，随着国际格局快速变化，这种恐怖的平衡最后能持续多长时间？
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上，中美两国的互利性已成为常识，尽管竞争无所不在。
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中国有限且有效的核打击力量，也是诱使或迫使中美两国把战略竞争限制在双边或多边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原因。毕竟，中国具有核反击能力，可以有效避免核讹诈。
而在规则下博弈，最终的胜出者，还是劳动生产率相对多、社会稳定性强的国家。中国作为一个开放体系，已深入参与了全球经济分工，更是世界最大的单一市场，这便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苏联最终被拖垮，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市场规模太小。
“从历史上看，美国处理主要威胁很有一套。”回顾美国一百多年来的霸权争夺，张宇燕认为美国干得的确精彩：与当年的“宿敌”英国的博弈，就是怎么处理老二的典型问题。
美国当时实力已经是第一。在“名未至，实已到”的情况下，它采用静观其变的方式，先让英国消耗于欧洲大陆的霸权竞争，后在“老大”筋疲力尽的时候，于战争后期用武力帮助英国打垮德国和日本，以“人类英雄”和“世界救星”的形象当仁不让地成为新霸主。
在随后的冷战中，美国用遏制处置苏联，即在相互摧毁的核恐怖平衡之上，通过经济上隔绝苏联与世界市场的联系，抑制其增长潜力，同时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全面竞争，最后把苏联“熬”垮。
“对今天的美国而言，如何处理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在张宇燕看来，美国既不能像处理德国和日本那样斥诸武力，也难以像处理苏联那样用市场和效率拖垮对手，“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和美国在现实利益上的交集已经很大了。”甚至米尔斯海默也承认，大规模遏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压制一个强大对手所付出的人力和经济的代价可能极为高昂”。
张宇燕称自己隐隐约约感觉到，尽管不情愿，美国最终还是会不得不接纳一个崛起的中国，“按照美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思想，尽管有文化隔阂，我个人觉得美国能够接受现实。这里，关键在我们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对于这个“自己的工作”，郑必坚的理解就是，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内外兼顾、趋利避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国际条件的发展变化中统筹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不断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利益与利害共同体’。”也就是说，让不断发展和创造的现实，最终使美国认识到，中美利益多于分歧、中美合作胜于冲突。
布局中国
“未来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核心问题，简单地说，还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这两件事。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某些方面再想养晦也养不了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面临的西方国家‘四化’压力会越来越大。”不过，张宇燕认为，“也正是因为中国分量大了，许多时候西方奈何不了我们，“遇到大事的时候，小平同志讲，首先要‘稳住阵脚’。”
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未来十年的外交重点，应聚焦于“离岸安全”和“全球角色”之上。“离岸安全”指的是，保护我国海外市场、大宗商品供应及国际投资安全；“全球角色”则涉及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定位和功能。
按照张宇燕的设想，“中国的全球角色大致有三种：一是努力推动多极化，使中国成为多极化世界中最有分量的成员之一；二是在一个日益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组成的‘二元世界’里，通过与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的世界秩序；三是中美之间的有效协调。
为此，他提出了一个“十二字”策略：分散压力，边际改革，理性妥协。
他解释说，尽管许多国际规则或约束的矛头都直接指向中国，但其针对性总是涉及其他国家，“这自然为我们创造了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机会，使我们受到的压力得到分解。对于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接受和参与，而非拒斥或全盘改造。”
“有条件接受和参与对发达国家更有利的秩序，并不意味着不去改变，而是在边际上逐步地改进。换言之，在建立新的、更公正和更合理的国际秩序过程中，我们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和‘积小胜成大胜’的耐心。”张宇燕举例说，“比如IMF的投票权，赢得3个百分点的意义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打开了制度改进的大门，拥有了继续改革的突破口。”
“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是事实，中国与发达国家力量对比仍然是“敌”强我弱同样是事实。”张宇燕认为，我们的立足点应该是中国的长远利益，为此，该让步时还得让步，“对于让步，有些人斥为投降，但明智的妥协在许多场合，是遵循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逻辑。有时候，在不损害自身核心利益的前提下，通过理性妥协而赢得和平发展的时间空间，和分散压力与边际改革一样，就是‘有所作为’。”
据张宇燕观察，金融危机后，尤其是看到应对危机中中国国力不降反升，西方开始重新认识和认真对待中国了，“我的基本看法是，虽然在建立互信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中美两国终会发现，‘门当户对’者，唯有对方。”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中美关系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达到一种更加紧密的动态平衡。“现在，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这让他想起了一句话，“要想维持现状，就必须有所改变。”
在这个意义上，张宇燕希望期盼国家强盛并努力为之工作的国人，认真理解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中的这句话，“能不能始终牢牢抓住机遇、积极用好机遇，推动科学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我们民族自强能力的重大考验，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王健君 王仁贵 尚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