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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调查小组的张翔博士到建筑工地和小饭馆里寻找“张三”，他发现让他们说出心里话并不费事。
“他们都很愿意说，而且谈的问题都没有什么禁忌。”张翔说，也许是因为平常没有人听他们说这些话。
张翔也只有25岁。在工地上，同龄人会直截了当地跟这位陌生访客聊收入的多寡，聊结婚的打算，聊房价的涨跌，也会感慨“在天津找个女朋友很困难”。
一位已经嫁给天津人、在这里安家的饭店女服务员对张翔说：“女孩子在天津要是能安个家，挺不错的。”
无衣食之忧的张翔，对“张三”的困顿印象深刻。他感慨，他们六七个人打个通铺，而100多号兄弟“只有一个水龙头”，衣服也都是那样“随随便便就穿起来了”，有时候还会碰到拖欠工资，拖欠了又不知去哪儿打官司。
“原来我们分析户籍制度还是在理论上，这次真真切切感觉到了户籍制度给他们带来的障碍。”张翔说。
在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里，他们是这样写的：“制度障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关键的障碍。制度障碍中最核心的是户籍制度。”报告中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是一个社会性的大工程，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体制性障碍。
我觉得我得融入这个社会
贾义猛认为，在既存的政治制度安排下，团中央实施的“面对面”活动激活了既存的青少年利益表达渠道，一定会有所作为。
调研之后，团天津市委权益部副部长王秋菊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对现状的“不满足感”非常明显。他们不只要赚钱养家，还要长本事，还有更多的追求。团组织很难直接解决民生问题，但在提高他们的“幸福指数”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白凤祥告诉记者，调研也得到了很多令人鼓舞的信息。比如天津市在农民工的医疗保险、居住证制度、子女受教育问题等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也得到了农民工的肯定。但农民工问题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大事，需要更多的努力。
他说，团组织将向党委与政府反映情况，也将通过“面对面”活动形成提案议案。团天津市委2010年建立了3186个非公有制经济、新社会团组织，覆盖了大量的农民工，提供了很好的组织保障。还将在“12355”青少年服务平台开通新生代农民工维权热线；联合多个部门对他们开展培训，不仅培训工作技能，也有礼仪、美容美发培训——让“张三”在这个城市里掌握谋生本领，也学会更好地生活。
27岁的卢蒙就是一位“张三”。他把自己称为“资深的打工仔”，但他最近失业了。
他设想的幸福生活是：“我有一个房子，有稳定的收入。我和妻子每个月能剩个一两千块钱，衣食无忧，开心快乐。孩子们茁壮成长。我是比较理想化的。我的欲望不是很高，安定、和谐。在这个城市里面，我希望能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小家。”
这个不认为自己是天津人，甚至对天津也谈不上喜欢的“张三”，打算一直留在天津。他说：“我不能改变这个社会，我觉得我得融入这个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