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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在一份20页的“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报告”里，团天津市委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年龄16岁以上的“张三”勾勒了一幅肖像——
如果这个农村户口、名叫“张三”的年轻人是在天津打工，那么“张三”最有可能是个24岁以下的小伙子——只要考虑到，天津目前有209万农民工，其中男性140万，而且低于24岁的占到了67.9%。
“张三”倾向于形容自己为“城市的打工者”，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张三”是这样想的。他自认为仍是农民的可能性不到三分之一，把自己当成城市工人的可能性则不到五分之一。
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沿海大城市里，“张三”不得不省吃俭用。工资低是打工生活中的主要问题。
“张三”总是频繁地失去或找到工作，而这些工作都不算理想。在他身边，签了劳动合同的工友只占一半，而且有4成被拖欠过血汗钱。将近一半的人不清楚自己是否拥有社会保险。
多数时候，“张三”会觉得“心理压力大”。但他只能找同事或老乡排解郁闷。在他的工友中，与城里人“很少接触”或者“基本不往来”的，超过一半。只有15.7%的人表示与城里人“经常接触”。
假如“张三”有了孩子，忧愁也会随之而来。他比谁都盼望儿女跟城里孩子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真正地融入这个城市。
这就是“张三”。在一份20页的“天津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的调研报告”里，共青团天津市委权益部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的“张三”勾勒了一幅肖像。
在2011年的天津市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之前，团天津市委书记刘道刚、副书记白凤祥将把这份报告交给当地的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请他们认识一下这位“张三”。再通过“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让“张三”把自身的需求直接说出来。
中国各地有超过两亿的“张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2009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978万人，超过总人口的16%。
不能说农民工参与意识差
调查问卷设定了45个问题，既有“您能否领到加班工资”、“您现在的交往或结婚对象”，也有“您在天津是否参加过地方人大代表选举或者政协委员的推举”。
“我们更关心他们有没有比较通畅、合理的利益表达渠道。”主持调查的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贾义猛说。
“张三”有话该说给谁？调查发现，政府部门出台了很多关于农民工的政策，但在寻访中，将近90%的“张三”对此一无所知，超过90%的人不知道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
“他们表达利益的渠道存在，但这里面存在落差。”贾义猛说，从进步的角度来讲，他们的利益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比如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学会了上网发言。但也存在渠道虚置的情况——有渠道，但没有被使用或使用不足。
贾义猛说：“你不能说是农民工参与意识差。只要有这个渠道，有这个机会，他肯定参与，特别是关于切身利益的问题。”
天津市西青区26岁的团干部刘海洋切身体会到了“张三”们的参与意识。团西青区委在本区发放了1000份调查问卷，有一次，刘海洋来到西青开发区的一处“蓝领公寓”。这个公寓住着上万名女工，外号“万女公寓”。
在乡镇干部的陪同下，刘海洋早上8点左右在公寓门口发放问卷。但姑娘们都躲着他走，以为这是散发小广告。
“万女公寓”的管理员阿姨赶紧喊了一句：“这是来听你们反映具体问题的，你们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反映。”
话音刚落，姑娘们围了上来。200多份问卷很快没了。
他记得很清楚，这些平均年龄比自己还要小的姑娘，填得特别仔细。现场只有两张桌子，她们趴在桌子角上，围了一圈，也有人趴在露天的台阶上。
“我感觉她们的维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现在就是缺少反映诉求的渠道。”刘海洋说。
他们都很愿意说，而且谈的问题没有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