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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喇嘛王国”的衰变
旧西藏的命运，从它诞生的时刻起，便注定会被一种更人道的制度所取代。政教合一的既得利益者一再错过机会，漠视周边汹涌而过的变革浪潮，直到自己被时代潮流所吞噬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胡星
引子·八廓街
还是从两年前玛吉阿米靠窗的位置看去，黄皮肤和白皮肤的过客坐满了这三层小餐吧，窗外人流更是密集，张望的游客，热情的摊贩，虔诚的信徒，闲适的当地居民，警惕的安保人员，在窄窄的八廓街上各得其所。藏地蓝天依然澄澈无言，千年大昭寺的金顶，仍有一种如如不动的威严。
大昭寺和环绕其外的八廓街，是观察拉萨和西藏的一个窗口。当时是3月，现在是5月，除了季节推移释放更多的商业气氛，仅仅两年时间，并未显现多少变化。传统与现代，神圣与世俗，交织在一起，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在这平衡里，各色人等都能找到自己的熟悉与陌生。
大多数的历史，总是悄无声息的。不过，往往就在当事人漫不经心的时候，大变革突如其来。把时光指针拨到五六十年前，众所周知，那是雪域高原翻天覆地的年代。而变革之前的高寒大地，至今仍披着一层斑驳神秘的面纱。
尽管不无神秘，却非无迹可寻。由大昭寺开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背上行囊，带上文献，去寻找那逝去的“喇嘛王国”。
大昭寺：宗教与政治
大昭寺外，香火旺盛，日夜都有四面八方而来叩长头、转经的信徒。在教派林立的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喇嘛意同和尚，本指修行和地位较高的佛教徒，后泛指僧人)中，它是众所尊奉的圣地。
主殿内供奉着一尊释迦牟尼12岁等身鎏金铜像，正是这一佛像，使大昭寺地位崇高。1300多年前，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入藏嫁给吐蕃之王松赞干布，各带来一尊等身佛像，为供奉它们，大昭寺和小昭寺同时在当年的荒地上建了起来。
大昭寺内现有一百多名喇嘛，其中几位，在二楼走廊柜台内卖纪念品。身为喇嘛做着生意，似乎还有一些羞赧，没有八廓街摊贩的推销热情，只在被问到时才开口。几难想象，喇嘛们曾掌控这片大地的命运。
当年那两桩政治婚姻，使佛教在西藏落地生根，直至全民信教。宗教藉权力之手传布并不鲜见，但在西藏，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异常紧密，等级森严的喇嘛集团，统治了这里长达数百年，在不同中土政权的“怀远羁縻”下，各教派在西藏轮流坐庄：13世纪有萨迦王朝，14世纪有噶举派帕竹第司政权，17世纪以后，政教大权转到格鲁派手中，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是为人熟知的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名号由清顺治帝正式册封，在“天朝”体制内，他是官至一品的地方大员，事实上，他拥有远超内地总督的权力与尊荣，集精神领袖与世俗领袖于一身。在信徒们心中，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并通过转世制度代代传承。从三百多年前进京受封的五世到五十多年前外逃的十四世，共有十位达赖喇嘛接过西藏的最高权杖。
在达赖喇嘛的统领下，上层僧侣与贵族联合执政，各级权力都由僧官与俗官分享，僧官地位还略高一筹。在底层，普通百姓见到普通喇嘛，也要摘帽、低头、吐舌，战战兢兢以示尊敬与顺从。
据20世纪50年代调查统计，西藏共有2700多座寺庙，12万僧人，占总人口的12%，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在喇嘛当家作主的年代，出家为僧是一种信仰，一种荣耀，对贫苦农牧家族的孩子而言，还是一种生计所需，披上僧袍，念念经文，服上一些劳役，至少能混口饭吃。对贵族子弟而言，更是一种执掌权力的捷径，有时只需在寺院住上一晚登记注册，便可获得晋升僧官的资格。
寺庙上层僧侣和僧官，是旧西藏最大的封建农奴主，加上俗官、贵族及其代理人，总计不到5%的人口，拥有旧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河滩和大部分牲畜。在1904年到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眼中，“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了一切。”
政教合一体系之下，崇高的大昭寺其实处于一种相对边缘的角色。除了清朝时一度做过噶厦(西藏地方政府)的办公地外，更多时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精神源泉。达赖喇嘛在此剃度、受戒，参加大法会，但其真正的权力中枢，在高高的布达拉宫。
1939年冬，来自青海藏区的农家小孩拉木登珠便在此剃度，改名丹增嘉措，随即被送到布达拉宫供为新主人，也就是十四世达赖喇嘛。那时他还不到5岁。
布达拉宫：人间与天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山头上的布拉达宫都显得厚重而庄严，外有三道城墙，内有千座宫室，尤其在近年新建广场的衬托下，越发显得壮观。
为了保护这一世界文化遗产，从“五一”起，布达拉宫实行门票预定，以限制参观人数，且大半宫室未开放。十三世达赖晚年和十四世达赖青少年时居住的东日光殿倒是可以进出，殿门左右悬挂两个虎皮权力棒，有些唬人，据传，以前四品以下官员不得入内。
但进入里面，就会发现，这座庞大的宫殿远观胜于近览。尽管周边开阔，但它自身重叠的墙壁和狭小的窗户，使得室内极为阴郁灰暗。即便在大白天，也只有在电灯的照射下，那些积累经年的金银宝石才反射出幽幽的光彩来。
丹增嘉措后来如是回忆他当年的寝宫：日光到中午才照亮全室，下午二时就开始消褪，“我讨厌这个时刻，每当黑暗再度吞噬房间，我心头也拂过一片阴影。”
1940年2月，在东大殿的狮子法座上，丹增嘉措完成坐床典礼，正式入驻布达拉宫。但在15岁亲政前，他只是这里名义上的主人，政事由摄政等上层官员把持。
政治，并没有因为披上一层僧袍而纯洁起来；头顶观世音化身光环的达赖喇嘛，也不会自然获得僧俗权贵们的无条件崇敬与服从，在争权夺利中，年幼的达赖喇嘛往往被视作傀儡，甚至成为斗争的牺牲品。从1815年到1875年的60年内，11岁的九世达赖，22岁的十世达赖，18岁的十一世达赖，20岁的十二世达赖，走马灯似的在布达拉宫暴亡。
就连丹增嘉措的父亲，也于儿子坐床典礼后的第7年，中毒身亡。原本，由于家中出了达赖转世灵童，一家人从农民跃升为贵族，这是当时极少数的阶层流动通道。但从此卷入并不太平的权力场中。1950年代在达赖家人公馆里住过两年的司机吴多吉告诉本刊记者，父亲中毒身亡的阴影一直在达赖大姐泽仁卓玛的心中挥之不去，乃至可能影响了她在大变革时的抉择。
比起那些往往因为饥饿或疾病夭亡的农奴孩子，宫内的丹增嘉措至少得到了中世纪式最周到的生活服务。当时西藏的人均寿命仅三十多岁。藏人多年来已习惯于用今生的辛劳与血汗，作为供奉，去换取来世的幸福。这一份信仰，支撑着他们在这高寒地带艰苦生存，也造就了深宫大院内的无尽奢华。一部分人在教导其他人寄望来世的时候，自己却在享受现世。
丹增嘉措后来也承认：“身为达赖喇嘛，象征着人间天上，就意味着过着一种远离绝大多数人民辛劳、困顿的生活。”而当时的噶厦政府，“非常腐化，比如卖官鬻爵的情形已很普遍。”
这一切，都与佛陀所说众生平等、大慈大悲之法相去甚远。一种意识形态，不管原教旨何等纯洁，或后来如何自诩高明，一旦与缺乏约束的权力相结合，便会异化起来，甚至走向反面。14、15世纪之交，正是因为其时一些掌权僧侣穷奢极欲，违背戒律，宗喀巴大师才开创格鲁(意即善律)派，以重振佛法。孰料其后世弟子再度陷入权力的陷阱，重演堕落的轮回。
深宫之内的丹增嘉措日复一日地学经、玩耍、享受荣华，由儿童变为少年，直到1950年10月从昌都传来的战报，才打乱了他的节奏。身边的僧俗权贵们手忙脚乱地求诸神谕，15岁的他被推到了历史的第一线，提前亲政。
昌都：战争与和平
走入昌都地委行署大院内，推开萨旺府(原昌都总管府)虚掩的小门进去，里面清理未尽，满地的尘埃和废弃纸张，据介绍是刚腾空不久拟作为文物专门保护起来。
1950年9月，当阿沛·阿旺晋美来到这里就任昌都总管时，面临的是一种更为失序的局面。
彼时，共产党领导下的十八军已在金沙江东岸枕戈待旦，青海、新疆、云南部队亦陈兵各方，形成合围之势。最初仅50多名信奉共产主义的党员，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发展为数百万雄师，拿下了几乎整个中国，只待翻过大陆统一的最后一页——西藏。
与这个精神、实力都如日中天的强大力量相比，延续数百年政教合一的西藏地方统治集团，此时已老态毕现，却依然做着万世一系的美梦。中央争取和平解放的种种努力，都遭到其拒绝。他们藉以对抗的盾牌，只是险恶的环境、一万多名藏兵和境外一些反华势力。
解放军于10月6日发动昌都战役后，昌都总管府的官员尚不知情，直至11日前线残兵带回战败消息时，总管府才大为震惊。阿沛连日向拉萨告急，但拉萨的高官们迟迟不予回复，甚至依然故我到郊外欢宴。
仅仅19天，“以打促和”的昌都战役便以解放军胜利告终。昌都地委党史办主任王喜良说，当时解放军那么快打下昌都，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在多种研究中，藏军都被认为是一支战斗力极差的部队。如《藏军史略》中记录：“藏军指挥机构简单，无作战地图，一切由指挥官一人决定，所以战术思想落后，战斗动作混乱，不善于组织火力，不会选择地形，也不会构筑工事……”
在昌都党史办副调研员郑华看来，昌都解放的顺利，群众支前也要居一功。昌都地处藏东康区，噶厦在此的统治力较为薄弱，因此对头人的统战工作和影响基层群众的工作相对易做。
《解放西藏史》载，战前，金沙江西岸的许多藏族群众就祈祷：“天菩萨派来拯救百姓的解放军，快过江来吧！”
与郊宴中顽固而颟顸的同僚不一样，身处前线的阿沛显然明白当时的处境和未来的方向。《中国藏军》作者廖立考证，战前和战时，阿沛都曾力主和谈，但未获噶厦和昌都官员的多数同意。到解放军兵临昌都城下，他率部撤退至城西南三四十公里外的朱贡寺后，便直接派员与解放军联系接洽，10月24日谈判结束，藏军两千多人放下武器。
六十年前的历史拐弯处，就在昌都珠角拉山脚的一条小溪旁，如今已仅剩矮矮的墙基。新的朱贡寺已于“文革”后迁建至西边不远的山腰平坝上，为当地人耍坝子(游玩)之处，外人绝少造访。本刊记者循着一段土路盘上这里后，引来了喇嘛们善意的围观。掌钥喇嘛江村是个中年人，当年的故事，他听老喇嘛讲过，只有些依稀的印象。
朱贡寺和谈后不到一个月，十四世达赖在拉萨接过象征承担世俗权力的金轮，提前亲政。尔后，他率众官携财宝匆匆逃往中印边境小城亚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