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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应通过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选择企业并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去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
上篇认为，由于人口合理分布是以区域人口承载力为基础的，对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也解释了我国人口分布变化的实情：对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中国来说，“胡焕庸线”的基本规律在七十年的发展后仍基本不变，不是说明自然条件是人口流动和分布的直接决定因素，而是因为经济规模的空间分布仍然向东南倾斜，从而带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如此——实际上如果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协调的话，东南一隅还可以容纳更多的人，未来“胡焕庸线”规律描述的人口分布向东南倾斜的情况可能也应该更突出。
区域人口承载力与发展方式的选择
既然人口承载力的决定因素是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决定了区域的就业状况，那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由谁决定？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所决定的就业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区域发展方式密切相关的。
依据人口与经济系统关系，可将区域发展方式分为“消费偏好型”和“生产偏好型”。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具有不同的人口状态。区域选择不同的发展方式，必然有不同的人口承载力。在“消费偏好型”区域，人口系统的福利是主导性目标，经济系统的收益是以消费的增加为主要动力的，而消费的增加则依赖于人——必须有更多的常住人口，才可能带来更多的消费，才可能使地方政府征到更多的税。即以消费环节为主的税收特征对政府吸引人口迁入该区构成了良好的正向激励，我们把这种方式称之为“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这种方式体现了对作为消费者的人口的高度重视。在整个经济发展循环中，政府是经济活动规则的制定者、就业政策的促进者、人口和社会福利的推动者，同时也是一个有独立利益诉求的主体。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成为吸引人口积聚的决定性因素，地方政府必须通过若干重要环节的作为，强化这种经济因素的影响。换言之，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中，消费是人口系统福利增加的标志，也是刺激经济系统收益增加的作用点，就业则是经济系统收益向人口系统福利转移的关键因素。但由于单纯的市场行为是很难实现经济系统福利向人口系统充分转移的，企业改进技术和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有减少对劳动力使用的倾向，而劳动工资水平的提高则需要通过非市场因素的干预，即在实现良性循环中，地方政府的作为空间是比较大的。与“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正好相反，选择“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的区域，地区税收更偏重生产环节，由此构成了政府强调生产而非消费的发展特性，在这种发展方式下，政府更看重企业和能带来投资的“富人”，其次是作为劳动者的人，而并不笼统欢迎作为消费者的人——所谓“要人手不要人口”。
“消费偏好型”发展区域的地方政府大多采取主要在消费环节征税(包括物业税、消费税等)的制度，定居人口增加意味着政府财源的增加，这使地方政府有强烈的意愿吸引人口迁入；而区域以“生产偏好型”方式发展的，则征税以生产环节为主，在地方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来自生产环节征收的增值税的财税体制下，企业缴税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地方政府会采用各种方式吸引企业，包括低价出让工业用地以吸引投资，由此带来GDP增长、财政收入增长和就业岗位的增加。
如前所述，人口承载力受以就业为主的经济因素的制约。由于区域会在“生产偏好型”和“消费偏好型”发展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则将会有不同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就业状况，因此区域的人口承载力必将不同，随之将有不同的人口分布。因此，人口能否合理分布或者说人口承载力关键取决于区域对发展方式的选择。如果采取“生产偏好型”发展方式，必然导致过分强调人手，在经济结构中偏向能产生大量就业岗位的产业，人口承载力也将不断提高。
基于人口承载力影响分析的区域人口调控思路
综上所述，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无法解释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超过人口承载力却没有产生任何危机这一现象的。因此如果按照现有的“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研究，为对人口规模进行调控而制定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事实上，对类似于北京这样的城市而言，其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并非膨胀的人口，而是错误的城市发展方式。北京人口增长近年远超规划，主要既不是人口管理做得不好，也不是城市规划做得不好，而在于实现城市规划及人口目标所依据的条件——按正确的城市发展方式发展经济，现实中没有得到有力执行。这其实也是当前包括上海、广州、武汉在内的许多区域性中心城市共同存在的问题。由于人口承载力上限关键在于区域发展方式所决定的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尤其是就业状况，并不是自然地理角度的资源环境，这就为调控区域的人口规模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从影响人口承载力的经济因素入手，对产业和就业结构等经济因素的调整才能够真正调控区域人口规模并在调控中兼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正确的管理手段是通过宏观的产业调整，控制微观企业及控制就业，使人口在类似北京、上海等城市分布的主观动力减弱。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从宏观层面，可制订与区域定位相关联的产业支持和限制政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调控人口规模和质量。产业是区域功能的经济支柱，相关的产业发展将为区域功能的实现提供多方面的支撑，区域发展的巨大投入、人才集聚、资本集聚、信息集聚等等，都需要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因此，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确定应该支持发展和限制的产业，以及需要采取具体的实际手段调整产业结构，才能达到调控人口总量，引导人口有序流动的目的。通过选择产业来间接选择人口，使区域人口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与之匹配和优化。至于应该发展和限制哪些产业，是需要在区域功能准确定位基础上，从产业经济的角度作出深入研究的，需要从制订重点支持的产业体系目录、设定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能源及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标准等工作上多方面做深入和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从微观层面，通过选择企业来调控区域人口，依据区域定位建立企业准入制度。该项措施主要聚焦在产业结构调整下的微观层面。从根本上来说，企业准入是落实区域定位的根本保障。目前由于北京及多数中心城市选择发展“生产偏好型”城市，决定了地方政府在引进产业时，往往注重的是企业所带动的就业以及企业所提供的税收，加之GDP是政绩考核的主要指标，因此，区域对企业基本是照单全收，并未考虑企业是否切合区域定位，并无企业准入制度，企业增加，就业增加，由此区域人口承载力提高。因此，人口规模超过人口承载力及调控均不在事后的人口管理，而应在企业准入造成的源头性人口需求，人口管理是无力矫正经济因素所带来的问题的。因而，约束就业增长应是当前控制人口增量的重心，按区域定位对企业准入制定规则以“约束数量，提高质量”，是控制就业增长及提升区域发展品质最有力的途径。
综合而言，面对人口压力，面对区域人口承载力不断被突破，应转变对人口承载力的传统认识，从经济因素入手，这才是缓解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动辄就“限制人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区域如果试图以行政手段阻止人口的增长或把人口控制在某一预期的数量以下，都是不可能的，除非倒回计划经济的时代。任何区域都不可能搞出一个“隔离墙”，不可能光凭行政手段来完全堵住人口的正常流动。更何况，一个在21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大国，公民的自由迁徙要看国家的利益安排布局，而不能看威权管制。
人口压力的解决，只能靠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形成的经济上的“隔离墙”，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自然会对人口的增减、出入产生调控作用，对人口从数量、质量和结构上进行优化调控，应在对区域准确定位的基础上，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一言以蔽之，人口压力的解决，人口调控目标的实现，应更多通过市场间接地实现，最终，在区域进行合理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形成“政府调控产业，市场选择岗位，个人决定去留”的人口间接调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