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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珠三角地区城市缺工超过200万人,部分生产线已处于停工状态。企业纷纷上调工资,调低学历、年龄等限制,希望用工荒得以缓解。
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荒”?新一轮的“民工荒”,是不是意味着我国的“人口红利”已近尾声?如果我国的廉价劳动力难以为继,将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预示着经济格局正在变化?能不能倒逼企业去升级产业?在产业转型艰难突破的大背景下,如何解决“民工荒”?学界和业界的3位专家为您解读以上问题。
逼近“刘易斯拐点”
NBD:有专家称中国的“人口红利”阶段已近尾声,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转变。据新华社报道,农民工输出大省——河南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增速已在不断降低,预计3年后将会“见顶”。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是否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刘元春:过去20多年里,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高储蓄率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但是,随着出生率的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枯竭,“人口红利”的贡献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变化而逐渐减弱。长期人口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就表现为劳动力的缺乏。从目前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来看,并不是缺技工,缺的是普通工人。
汪小勤:中国现有的9.5亿农村户籍人口中,有5.3亿劳动年龄人口,主要包括农民工和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两大部分。其中真正从事农业产业的劳动力,约为3.2亿。据农业部估计,上述3.2亿农业劳动力中,目前仍然还有1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有待于转入非农产业。在这样的情势下,还不能说中国已经走到“刘易斯拐点”,只是逐渐逼近拐点。
NBD: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如果廉价劳力难以为继,“刘易斯拐点”是否带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具有比较优势的根本性转变,换句话说,劳动力供给的变动是否将倒逼产业升级?
刘元春:用工短缺对加工制造业会造成一定冲击,在某些地区甚至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民工荒”持续发生并加剧,企业的自发调整就很可能改变区域的产业布局。实现了结构调整并保持了竞争力的企业生存下来,无法适应的企业则可能关闭或转移。
汪小勤:经济衰退的时候,企业要考虑生存,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如选择多用一些机器替代人工,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当企业的这种行为成为行业内的共同选择时,已有的劳动者和产业结构调整后的劳动力需求不匹配,产业结构就要进行调整。从金融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角度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沿海地区,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企业,这些企业有一部分已经开始采用机器、资本替代人工劳动。
NBD:从专家的观点可以看出,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经济也面临“重生”
NBD:广东省就去年初提出了“腾笼换鸟”式产业转型,转型的同时也致使企业用工需求向高技能人才转移,普通农民工供给不能与之对应,进而出现结构性“民工荒”,如何看待农民工结构性失业的问题?
刘元春:珠三角一直是“民工荒”问题的一个缩影。目前,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转型势在必行,在内地招工工资水平已和沿海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企业要走自主创新路,要生产高附加值产品,不能再走靠廉价劳动力获得利润的老路子。
汪小勤:广东省曾提出要提高珠三角外来农民工的准入门槛,凡进入珠三角就业的外省农民工有学历、年龄上的要求,如一些制造企业规定女工年龄不能超过26岁。在“民工荒”背景下,如此矛盾的现象说明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中国并不缺民工,缺的是低薪、处于最佳人口红利年龄的民工;缺的是能够提升民工薪酬的企业与经济结构。
吴柏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但按照今年的订单量来看,公司势必要扩容才能满足供货需求,可公司目前的劳动力缺口还有近千人。招短期工和生手虽然可以满足一时之需,但要付出巨大的培训成本,而且还要有一个熟练的过程。
说白了,“民工荒”不是农民工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工资高低的问题。你大幅度提高待遇水平,自然能雇到合适的人,但这不是企业和农民工讨价还价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企业和全世界其他企业的“讨价还价”的问题。
NBD:在很多专家看来,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