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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安装Flash播放器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当30年前中国推出这一在世界上绝无先例的大规模生育控制政策时,绝大多数西方人从价值观上就不接受,再加之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猜忌、误解,以及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对中国这一政策影响无法预知等因素,使西方主流舆论一直对计划生育持批评态度。而同样是在这30年间,中国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持续增长。在这一系列事实面前,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功大于过”。
《环球时报》29日发表文章《外媒称计划生育30年改变中国》,内容如下:
“已经持续了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人口保持在一个可控的水平上,现在面对着快速老龄化的社会,人们正猜测中国的这一政策会放松吗?” 《今日美国报》25日这样问道。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30岁的时候,众多西方媒体一边称之为“世界上迄今为止在社会工程领域里最大胆的试验”,一边猜测中国这一政策未来的走向。30年前,西方的态度却不是这么平和,“计划生育”成了“中国人权问题”的一大“罪状”。但现在这一政策已经被世界认为是“中国奇迹般富起来的一大原因”,美国几年前也裁定不能以“计划生育”为由申请“政治避难”。面对着中国快速到来的老龄化,世界显然更担心“这个世界经济的新发动机会不会“因此熄火”。瑞典学者安德斯·鲍威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说,对中国这个13亿多人口的世界大国来说,调整人口政策只能像“开保险箱般精确地旋转旋钮”,才不至于过于严重地冲击中国发展步伐。
“挤一下中国的公交车,你就会改变想法”
对于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西方长久以来都是贬多褒少。一位英国女作家最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了一段她前几年访华时和一群北京妈妈们的交谈。中国的妈妈们对这位英国母亲说,“你们英国人太不爱孩子,大冬天也不给孩子多穿点,而且纵容孩子乱跑”。而这些中国母亲得到的回答是:“中国人才不爱孩子呢,如果真的爱孩子,为什么不允许多生几个?”这位女作家告诉记者,直到后来,当她偶然乘坐地铁被挤在人群里一动不能动时,才由衷地感到中国限制人口生育的必要。
据“美国之音”报道,一直对“中国人权”说三道四的美国众议员史密斯24日再次指责“中国一胎化是残忍的政策”。不过,在这篇报道后面的读者留言中,一名来自德国的网民称,“关注人权是对的。但我相信,如果史密斯议员亲自去挤一下中国大城市上下班的公交车、去买一张春运的火车票,他也许就会改变想法!”还有网民称,“如果中国多生4亿人送到美国,美国会接受吗?”当年,美国曾允许一些逃往美国的华人以计划生育为由全家申请“政治避难”。虽然这类“避难”人数一直受到控制,但美国还是觉得不能承受,2007年美国法院作出裁决,“不能再以一胎化申请全家的庇护”。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环球时报》驻日本记者刚到日本时,总有日本人好奇地打听中国为什么把“独生子女政策”确定为“国策”,许多人称实施这种政策简直是“不可思议”。日本御茶水女子大学博士森中野枝在《东京新闻》上撰文称,日本一直把中国的计划生育译为“独生子女政策”,这个译词容易让人误解或者忽略“计划生育”的其他含义。实际上中国不只是对人口数量做计划,更重要的是对生孩子的时间和培养孩子的质量也做认真的计划。这名在中国生孩子的日本学者感慨称,她生于日本生育高峰期,考大学、找工作,竞争都特别激烈。通过在中国孕期生活,她感到中国的“计划生育”重点不只是在于“独生子女”,而是在于“计划”,是“少生优育”。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主要信仰基督教、尊崇个人价值的西方,对生育奉行“不干预主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为止有关堕胎问题仍在西方充满争议。当30年前中国推出这一在世界上绝无先例的大规模生育控制政策时,绝大多数西方人从价值观上就不接受,再加之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猜忌、误解,以及从经济和社会角度对中国这一政策影响无法预知等因素,使西方主流舆论一直对计划生育持批评态度。但也正是从30年前开始,当初“罗马俱乐部” 学者就人口与资源矛盾而提出的“增长极限”预言一一应验,世界性的能源危机、环境问题、气候变化、贫穷及粮食短缺等,无一不与人口增加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而同样是在这30年间,中国经济以奇迹般的速度持续增长。在这一系列事实面前,西方人开始意识到中国的计划生育“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