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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并非‘大城市化’，”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一个需要考核运行质量的阶段，也就是说核心问题不是建设城市的数量、城市扩张的面积，而是城市运行的质量。”
近年来，人口膨胀、空间匮乏、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已让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不堪其扰。面对压力，北京市在今年早些时候将“努力遏制人口无序过快增长”写入该市“十二五”规划。全国性的“十二五”规划草案也提出，“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压力”。
事实上，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面临考验，还只是中国城市化的一面，另一面是如何尊重农民和农民工意愿的难题。每年两会开幕前，中国周而复始地面临着“春运”的人口超大规模移动，引发人们对中国城乡差距与经济布局失衡的深思。
“现实中，城乡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正在加剧，３０年后，个别地方很可能出现农业劳动力所剩无几的‘空村’现象，而特大城市人满为患。”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说。
“十二五”规划草案，已将城镇化与“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等建立关联。蔡继明指出，当务之急，是让农民在土地所有制属性不改变的情况下，也能分享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土地红利”。
“没有农村，城市无法生存，在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注重‘城乡互动’，这是当年国际展览局讨论中国申办世博会《注册报告》时，向中方提出的诚恳忠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世博会执委会副主任周汉民说。
德国波恩国际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专家多丽·斯菲舍尔认为，德国在城市化过程中相对保持了经济发展和收入均衡，这是德国“城市病”不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德国城市规划非常严格，对中国来说，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城市规划，还需要时间。
杨伟民认为，中国“十二五”所提出的“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格局，梳理了一个更为清晰的城市化空间布局，考虑到了城乡关系、交通干线、文化传承等，追求不同区域、不同规模的城市协调发展。
此间观察家认为，在告别“ＧＤＰ崇拜”的同时，中国也正试图告别对城市化的盲目崇拜，走向理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