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我们可以由此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改革目标呢?
杜钢建:从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大部制是一个切入点,审议制是由行政民主向政治民主推进的一个关键点。
新京报:公众普遍担心的问题是,大部制成为部门的简单撤并,难以触及体制问题,在人事和决策模式上,改革部门应该怎样进行操作?
蒋明麟:要明确政府的职责定位,政府、中介、社会各负其职,政府不该管的事情就不要去管,事情在自己手里不放下,怎么改都没有用的。
毛寿龙:“三权分离”,就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分离。这样才有利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部长的作用也将改变过去决策人和监督者于一身的状况,部长就是把民主、科学的决策取得老百姓支持,这样执行就会顺利。同时,监督权从决策中分离出来,监督权会得到很大提升。过去执行者得听决策者的,这是很影响决策效率的。
机制改革,就是要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事企分开。事业单位改革会成为大部制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就像以前的国企改革一样。所以这样下来,其实是部门“瘦身运动”。
新京报:大部制下的部门职能领域变大,权力与职责也相应增多,如何对部门实施有效监督?
蒋明麟:内部和外部的监督都要加强,外部有各类监督手段。内部还要加强官员的素质,此外还有机制上的制约,比如各类银行有中国人民银行,还有银监会。
毛寿龙:大部制改革,是要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都分开。现行的体制,决策和监督是由同一个角色承担的,而执行者往往要考虑决策者的“脸色”。所以过去的这种行政体制就造成“县官不如现管”的状况。改革后,比如执法者只对法律和决策负责,而不是对领导负责。决策、执行的分离,就会提升监督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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