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2月25日起，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至10%，相对于近期日渐弱化的加息预期，此举并不出乎人们的意料。

在央行的声明中，依然延续了前两次准备金调整时的基调：“自2006年以来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货币工具大力回收银行体系多余流动性，取得一定成效。但当前国际收支顺差矛盾仍较突出，贷款扩张压力较大，需要根据流动性的动态变化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以巩固宏观调控成效。”不难发现，控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完全主宰了近期央行的货币政策。

现在的症结是，在准备金率调整已经成为央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工具时，央行面临的窘境也同时显现——手中剩下的“牌”似乎越来越少。2003年以来，在外汇占款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首次进入各界视野之时，“央行票据”横空出世。然而，短短三年多时间，超速膨胀的贸易顺差使央行票据发行已经不堪重负。2006年开始，准备金率调整逐渐代替“央行票据”成为主要冲销工具，但由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日益严重，一年时间内，准备金调整已经历经五次之多，调整的频率之高国际罕见，远远超出了一国货币政策正常的范畴。

事实上，目前中国货币政策上面临的掣肘正是中国经济内、外严重不平衡的具体反映，而强制结售汇等历史遗留制度则进一步扭曲了中国的货币政策。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不可能无止境地提高下去——即使在通货膨胀最厉害的上世纪80年代，存款准备金率最高也只是13%，而现在已经达到10%的高点，因此，中国必须在短期内找到根治流动性过剩的治本之策。

目前，扩大内需是当务之急，只有增加国内需求，国内的过剩的生产能力才会被消化，从而也消除了制造巨额外贸顺差的根源，流动性过剩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来看，“两个世界”已经基本成型：中国的制造业部门经历了比较完整的市场化改革，经营主体非常多样化，市场竞争充分；现代服务业部门市场化改革则滞后，特别是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新型产业，政企不分，行业垄断，限制其他经营者进入的现象比较普遍。来源于生活中的直接感受就能体现出这两个部门在发展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是制造业产品不断提高性价比；另一方面是服务的供应不足和未见显著改善的服务质量，即使是国内的一些服务企业已经上市多年。

此时，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推进金融、教育、交通、环境等现代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即通过增加有效供给来扩大内需。在这些服务业得到充分发展后，才可以积极吸纳制造业部门过剩的生产能力，并且由于打通了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障碍，人民币真实汇率才能真正合理地调配资源。

可以预期，在增加了服务产品的供给后，引发的国内需求将会令人吃惊。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即是明证：在提供了诸多良好资质的上市公司后，整体市场的容量呈现出爆炸式增长，在吸收了部分流动性之后，股市的财富效应已经直接促进了居民消费。甚至，一些痼疾也可能会一举消除，比如现在即使取消强制结售汇制度也很难达成“藏汇于民”的政策目标——过于狭窄的外汇运用渠道限制了居民的“藏汇”热情。而随着金融产品的丰富，外汇使用渠道自然会随之增加，“藏汇于民”也有了制度革新的基础。未来，借鉴我国在制造业部门改革的成功经验，放松行业准入管制、放松价格管制、建立公平市场竞争秩序是“内需革命”成功的关键。在这些方面，政府必须做出更加积极的行动，财政政策向相关部门倾斜也是可以应用的良策，幸运的是，中国经济多年强劲的发展已经完全具备了改革的基础。（陈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