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发”对亚洲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关于我国牵头组织全球迁徙鸟类及其栖息地监测和保护的建议

基于全球鸟类物联网建设，将鸟类学和生态环境研究结合，提供全球鸟类及其栖息地监测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理论

我国有丰富的生态系统类型，支持了举世瞩目的生物多样性，尤其是具有吸引“百鸟来朝”的地理优势，有引领亚洲迁徙鸟类监测和研究的经验，有研制和生产鸟类遥测设备的完整产业链。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加强现有亚洲鸟类监测网络的国际合作，并牵头建设全球鸟类物联网。目前，具备三轴加速度传感器中的追踪器重量在 10 g 左右，导致鸟类监测局限在大中型物种。建设基于低轨卫星的全球鸟类物联网，不仅可以降低追踪器的重量，还可满足在全球实时和智能化监测鸟类及其栖息地的需求，为鸟类运动模式和全球生态过程的耦合机制研究、迁徙鸟类保护关键区识别和国家航空安全提供技术支撑。此外，还可为探索 Science 提出的“125 个科学问题”中的“迁徙动物如何知道它们要去哪里”这一重要问题 提供技术支撑，从而推动运动生态学的发展。

利用水鸟生存状况作为湿地质量的重要指标，确保流域综合管理的成效

水鸟和人类都依赖湿地生存。目前，我国的湿地丧失和退化严重，需要制定战略性的流域综合管理规划。在我国的大河流域，应保护已有的湿地、修复退化的湿地并重建消失的湿地。在恢复湿地面积的同时，注重修复湿地的功能，包括防洪、净水、补充地下水和支持生物多样性等。可参考《湿地公约》的标准，将水鸟数量达到某一阈值作为湿地修复的重要标志。在保护水鸟多样性的同时，确保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得以修复。

我国是亚洲鸟类迁徙的必经之地，需要建设南—北和东—西交互的湿地网络以支持水鸟的生存。目前，我国已经在雄安新区的白洋淀开展流域综合管理，保护湿地生态空间，恢复湿地功能，并计划重新引入消失的鸟类，这将为迁徙鸟类增加了重要的停歇地和繁殖地。同时，在长江中下游的龙感湖、沉湖、黄盖湖和武昌湖等已成功开展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作，水鸟数量已有显著增加。在此基础上，需要科学理解长江及其湿地的生态过程，以及支持生物多样性和高生产力的机制。进一步开展长江流域综合管理，并加强自然保护区网络建设，以提高长江中下游湿地对越冬水鸟的承载力。如果我们在受威胁最严重的湿地生态系统取得成功，将给亚洲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信心，并有可能逆转世界迁徙鸟类下降的趋势。

以迁徙水鸟为纽带连接亚洲的湿地，共同制定亚洲淡水生态系统监测和保护规划

水鸟是国际公认的湿地质量的指示生物。水鸟多，则湿地质量高；湿地质量高，则会吸引更多的水鸟。而在我国，由于自然环境、国土资源、生产和生活方式等原因，我国领域内停留的水鸟主要依赖自然生态系统生存，水鸟数量可直接反映我国的湿地现状。因此，保护水鸟无小事，每个举动都是在深度保护自然环境，尤其是保护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湿地和珍贵的淡水资源。 

长期以来，某些西方国家每每以环保为借口攻击我国，企图从所谓的大义名分上遏制中国这个后起工业国的发展。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科技工作者也应为国出力，在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上做好本职工作，并从专业角度发出科学的和正义的声音。

鸟类保护，尤其是水鸟保护状况正可能成为重要的专业证据。用一系列科学事实充分证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坚定不移地践行着绿色发展之路，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重大贡献，负起了新时代的大国责任。

2021 年 3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正式落地实施，而农业农村部也在同年启动了《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这些都是扭转长江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的关键之举，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党和国家保护长江水体和生态环境的决心让我们振奋；从科学角度考虑，如果能够更有效地落实长江大保护，永久停建长江流域的重大水利工程，包括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和赣抚尾闾水系综合整治工程，切实保护好依赖夏荣冬枯水文变化过程的长江中下游湿地生物，则对长江生态的保护措施将更加全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在国际上，我国可基于全球动物物联网，将鸟类及其栖息地保护和区域经济、生态规划结合，协助亚洲国家制定淡水生态系统及其水鸟监测和保护规划，维护“地球生命共同体”。基于对亚洲迁徙水鸟及其所利用湿地的共同保护行动，在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员国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建议我国与 RCEP 成员国家商讨大河流域泛洪平原的保护规划，将发展区域经济、预防洪涝灾害、确保水资源安全和保护鸟类有机联系在一起。促使亚洲各国共同开展水鸟及其湿地的监测和保护工作，保护地球上最珍贵的淡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这既是弘扬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也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实践。

（作者：曹垒，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凡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赵青山，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