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发”对亚洲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大开发”对亚洲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本文中的“大开发”特指湿地围垦和水坝建设等大型工程，这些工程会改变湿地的面积、湿地的地形地貌和涨落区的面积等，对湿地功能和迁徙水鸟生存威胁很大。1978—2008 年，中国湿地总面积下降了 33%。2000—2015 年，中国东部的湿地面积仍呈下降趋势，湿地丧失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内蒙古和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用地开垦和城市化是我国湿地丧失的主要原因。

“大开发”对迁徙水鸟越冬地的影响

长江中下游湿地是迁徙水鸟最重要的越冬地，鄱阳湖承载了长江湿地约 30%—50% 的鸟类，因此被列为亚洲最重要的湿地。围垦和修建大坝等人类活动是过去 60 年长江流域迁徙水鸟数量和多样性下降的主要原因。1950 年以来，长江中下游进行了大规模围湖造田，导致总面积约 13 000 km² 的 1 000 多个湖泊消失 。例如，洪湖面积从 1950 年的 760 km² 下降到 2002 年的 344 km²，同期鸟类数量从 8 万余只下降到 1 万余只。

长江中下游流域有大坝 45 700 座，可蓄水 2.2×10⁹ m³。大坝越高，对下游湿地水文过程的改变可能越大。例如，三峡大坝在秋季蓄水，导致洞庭湖秋季水位提前回落，苔草过早开始生长。当白额雁（Anser albifrons）在每年 10 月底完成秋季迁徙到达时，过长的苔草形成它们无法取食的“绿色沙漠”，继而导致白额雁数量锐减。大坝还可以推迟春季涨水时间，春季水位的缓慢上涨代替了水位的迅速上涨，长江中下游湿地植物群落从沉水植物为优势转向挺水植物或浮叶植物为优势，导致鸟类的广布种取代了全球受胁物种，这是全球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一种方式。

目前，对长江中下游湿地最大的威胁，除了已经建立的大坝，还有正在规划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和赣抚尾闾水系综合整治工程。这两项工程完成之后，会彻底改变鄱阳湖夏荣冬枯的水文变化过程，导致湿地功能下降，尤其是湿地生产力和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功能。由于水文过程被破坏、涨落区面积缩小等因素，将导致水鸟的觅食地缩小，鄱阳湖可以支持的越冬水鸟数量将锐减，越冬时间将大为缩短。对于集中在鄱阳湖越冬的全球受胁物种，如白鹤、白枕鹤（Grus vipio）、鸿雁和东方白鹳（Ciconia boyciana）等来说，可能会在很短的时间灭绝。因此，“大开发”对生物多样性的后续影响是无法承受的，也会对我国牵头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

基于 2002—2012 年长江流域越冬水鸟调查数据，对 5 种代表性水鸟种群趋势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较高等级（国家级）的保护区内，水鸟种群数量下降速率较慢；在较低等级的保护区（省级、县级）内，水鸟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较快。这说明，我国采取的保护策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不能阻止水鸟种群数量下降的趋势。相比森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更为困难，因为湿地的水文过程受到整个集水区水资源状况的影响（如水利工程、工农业用水和气候变化等），而不仅仅受保护区内生产生活的影响。

 “大开发”对迁徙水鸟停歇地的影响

迁徙水鸟集中停歇的湿地分布在我国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辽河中下游流域）、海河中下游流域和黄河湿地，“大开发”已经导致这些重要区域鸟类数量锐减。近期资料显示，中国建造了大大小小近 10 万座水坝，拦蓄近 9×10¹¹ m³ 库容。例如，黄河干支流已建大型水库 20 余座，总库容（7×10¹⁰ m³）已经远远超过了黄河的河川径流量。同时，近 10 年水库及库容量的增加，使整个流域地表水体迅速扩大，水体蒸发更为严重，加速了自然湿地的丧失，导致迁徙水鸟的集中分布区域出现在黄河的上游段，而在通常认为湿地质量更高的黄河中下游段却没有集中分布区域。这种异常现象使迁徙水鸟在东北和长江湿地之间的停歇区域大为减少，导致单次飞行的距离更长，不利于鸟类的生存。

黄海是水鸟在迁徙季节的重要停歇地，包括江苏沿海、黄河河口、海河河口、辽河河口和鸭绿江河口等区域。黄海区域（包括渤海湾）的滩涂，从 1950 年的 5 398 km²，减少至 2000 年的 1 611 km²，50 年来总面积减少近 70%。湿地面积的锐减导致以黄海滩涂为停歇地的 6 种鸻鹬类种群数量下降，总数量在 1993—2012 年间减少了 65%。因湿地围垦，东亚特有物种罗纹鸭（Anas falcata）在我国山东莱州湾和浙江杭州湾的越冬数量锐减；目前，罗纹鸭在上述 2 个越冬地的数量分别锐减到 10 年前的 1% 和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