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开发”对亚洲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影响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迁徙鸟类与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当地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文化的时空关联，诠释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用鸟类数量来确定国际重要湿地，将地球上受威胁最严重的湿地生态系统和水鸟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水鸟数量锐减，相关监测和保护已迫在眉睫。中国科学院联合 10 个国家的鸟类和生态环境相关研究机构，建立了亚洲最大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迁徙鸟类运动生态数据库，获得了亚洲大型鸟类迁徙策略和通道的基础数据。研究发现，亚洲 20 多个国家的大型迁徙水鸟均利用我国的湿地，其集中利用区域不超过国土面积的 1.5%，主要分布在 6 条大河流域的湿地。进而，探讨了湿地面积、涨落区和水文过程与鸟类数量和行为的关联性。“大开发”，尤其是对湿地和水资源的开发，导致了水鸟栖息地丧失和退化、水鸟数量锐减。从全球视角分析，保护迁徙鸟类及其栖息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近年来，我国已对典型湿地开启了成功保护，这也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信心。最后，文章还提出了关于我国牵头组织全球迁徙鸟类及其栖息地监测和保护的建议。

监测和保护迁徙鸟类是推动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鸟类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保护鸟类资源可以造福生活在其活动范围内的人类和生态系统。迁徙鸟类是地球上最具流动性的生物类群之一，借助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鸟类极大地影响了迁徙途中相关联的当地生物群落和生态系统。基于一年当中利用不同区域栖息地的需求，鸟类在距离遥远的不同生态系统间进行迁徙，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自古以来，人类就对鸟类具有强烈的喜爱和好奇心，这种情感跨越了国家、地区和种族；鸟类的迁徙既连接了人类的不同文明，也成为鸟类研究人员和志愿者情感交流的纽带。因此，迁徙鸟类与地球上不同生态系统、当地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文化的时空关联，诠释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同时，迁徙鸟类的生存状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的“全球道德责任水平”，并成为衡量世界生态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

鸟类拥有强大的飞行能力，可以快速、主动选择高质量且低风险的生活环境，因此鸟类被视为对栖息地质量和变化非常敏感的指示生物。依据《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以下简称《湿地公约》）规定，当湿地承载的水鸟数量高于某一阈值时，就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一规定将水鸟和湿地这两者的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倡导了保护鸟类栖息地就是保护鸟类的思想。

人类活动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全球迁徙鸟类的数量呈下降趋势，其中水鸟数量下降更为严重。水鸟，被《湿地公约》定义为“在生态学上依赖湿地的物种”。湿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在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文和人类健康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虽然淡水湿地只覆盖了地球表面的 1.2%，却储存了几乎所有人类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冰川和地下水除外）；同时还支持了世界上超过 40% 的物种，而生物多样性的功能和服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湿地也是受威胁最严重的生态系统，全球已经丧失了 50% 以上的湿地。亚洲的湿地丧失和退化导致了水鸟数量锐减 ，开展水鸟和湿地的监测与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基于国际合作开展全球鸟类监测是保护长距离迁徙种群的基础。北美、欧洲的研究人员经过对鸟类环志几十年的野外观察，得到了鸟类繁殖地、换羽地、停歇地和越冬地位置之间相互关联的信息，并汇总了各国的数量、成鸟和幼鸟比例等监测数据，获得了鸟类的种群数量和变化趋势，为精准保护下降种群提供了依据。但在亚洲，鸟类的主要繁殖区域（俄罗斯、蒙古国和中国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很难通过野外观察获得鸟类迁徙路线结构的数据，更无法确定下降的物种和种群。

近 10 年来，基于全球定位系统（GPS）/全球移动通信系统（GSM）的遥测技术迅速发展，通过手机基站可将卫星定位器和传感器记录的鸟类位置和行为数据传送给计算机。这些高频高精的大数据，不仅推动了亚洲鸟类监测工作，也推动了“运动生态学”（movement ecology）这一新学科的发展。基于遥测（个体位置、行为和能量消耗）和遥感（天气和气象、栖息地等）大数据的运动生态学，为全球动物监测提供了新方法和新理论。

本文根据 20 年来亚洲迁徙水鸟监测和运动生态学研究的成果，探讨“大开发”对水鸟数量和行为的影响规律，进而提出我国牵头组织全球鸟类监测和保护工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