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基础研究投入-产出-政策分析及其启示
|
|
启示和建议
张志强等在《关于我国建设基础科学研究强国的若干思考》一文中，针对我国加强基础研究已明确提出了 8 个方面的建议。本文再重点强调 4 点启示和建议。
1. 制定长期支持基础研究的国家战略
美、英、德、法、日五大科技强国均通过国家法案、纲领规划或总统宣言等，制定基础研究法律、制度或政策，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战略地位，保障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远影响国家科学未来。
我国对基础研究和科技发展也有相应的阶段性政策支持，但针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不应是某个阶段的决策，更需要国家法律和制度上的常规性保障。我国亟待制定基础研究原始创新激励战略与实施制度，保障针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在国家原始创新方面发挥核心引导作用。
2 .长期稳定保障基础研究投入强度
世界科技强国都是基础研究投入大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普遍处于 15%—25%。近年来，中国 GDP 年增长率基本保持在 6% 以上，一直处于世界前列。但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强度长期在 5% 左右徘徊，投入不足是我国基础研究主要短板之一。
长期而稳定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度，是加强基础研究的战略选择。一方面，我国 R&D 投入强度远低于科技强国，研发投入总量才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所以，未来必须继续提高投入强度、增加投入总量。随着我国 GDP 规模继续扩大，R&D 投入强度的增速可能放慢，但必须逐步提升并保持在一定的比例水平之上，以保证相当体量的研发投入总额。考虑到我国的人口、经济规模和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需求等，一个可参照的对象是美国。我国要保持与美国相当的研发投入总量，才能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我国研发投入的经费结构不尽合理，试验发展经费明显偏重，而基础研究投入比例偏低。这导致我国基础研究的创新力度和知识供给长期乏力，继而导致在基础研究领域与科技强国的差距巨大。因此，在增加研发经费的同时，必须优化经费投入结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基于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发展的历史经验，应该至少达到 15% 以上。
在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方面，除了政府财政投入以外，要大力激发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积极性，改变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基本上长期不作为的状况，扩大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来源的多样性。在这方面，美国的企业是我国企业值得学习的榜样。美国的科技型企业特别是前沿技术企业，都高度重视投入前沿基础研究特别是与企业科技创新领域相关的基础研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财政经费的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基础研究投入的一半左右。
3 .建设基础科学研究新型卓越创新机构
随着科技领域国家间研发竞赛的加剧，以及科技创新范式深刻变化，需要建设适应科技创新规律的新型卓越创新机构。例如，日本于 2007 年开始实施“世界顶级国际研究基地形成促进计划”，通过重点、集中的支持，形成以高水平研究人员为核心的世界顶级研究基地；截至 2018 年底，已支持建设 11 家顶级研究基地。建设科技强国，一个重要的资助战略选择是，以战略规划为引领，选择基础前沿学科方向；以前沿学科方向为单元，选择国内最优秀的学科团队，不断建立一批学科方向卓越创新中心，给予长期稳定足额研究经费与人员经费支持。要有管理耐心和管理自信，拉长考核评价周期（比如，以五年为一个评价周期，至少滚动支持多个考核评价周期），放手耐心培养基础前沿学科方向的世界单项冠军。现代科学在我国发展的时间还很短，科学传统、科学发现的接续训练等都很有限。要有坚持几十年铸一剑的耐心和自信，总会有一些卓越创新中心有所作为的！
4. 建设适于基础研究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的创新生态
我国科研管理领域还存在比较明显的急功近利的现象，对基础研究这类需要长期积累、难以快速出成果的领域缺乏宽松的科研环境。高水平探索性基础研究其实是“曲高和寡”的，而且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现在盛行的 3—5 年的资助周期，对于高风险、长周期、低成功率的基础研究来说明显过短。在我国科研成果与研究人员待遇挂钩的机制下，基础研究的低成功率和数十年的成果转化周期使大部分科研人员不得不保守地选择较容易产出成果的应用型科研领域，对基础研究敬而远之。我国本土诺贝尔科学奖数量上的短板正是我国基础研究现状的体现。
因此，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不要焦虑地坐等“偶然性”的诺贝尔奖，要真正创造产出“必然性”诺贝尔奖级科学发现成果的科研环境。当科研环境的量变积累出现质变时，不断出现诺奖级科学成果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具体而言，相关建议包括：① 降低评价频次，建立低频次长周期的分类评价机制；② 彻底淡化数量评价，促进基础研究追求质量；③ 建立“科学创新特区”，保障科学家心无旁骛、集中全部精力全时研究。
（田倩飞 张志强 任晓亚 张 雪 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