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亚东地区边界历史演变与地缘战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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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地区地缘战略分析
“地理限制”法则的认知
定义、内涵与特征
“地理限制”（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起初是历史学家对古代文明起源动因的一种环境学视角诠释，其法则认为：条件限制程度越高，对文明产生过程的影响就越大，文明起源的速度就越快。后来，这一概念于 20 世纪被引入地缘政治及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领域。然而，迄今为止，尽管人们对“地理限制”有过多种多样的实例说明，但均未给出一个可为大家接受的定义。一般而言，我们理解为：在一定时期里，人类基于当时技术条件无法认知或开展资源利用，并跨越该地区以对外拓展生存空间的地理实体，可称为地理限制。这一理解基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人群的自我感知，二是现有的技术条件。因此，“地理限制”应是一个人文概念，会随人群感知和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变化。
从地理环境看，可以造成地域空间分离和隔绝的因素很多，或有山脉、海洋、沙漠、大江大河的包围，或有茂密森林、大片沼泽的阻隔，或有恶劣资源条件的制约，这些地理限制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给一国或一区域带来封闭和落后，同时也可为一国或一区域安全提供天然屏障，使其具有良好的防守条件，阻止外敌的入侵。如埃及、法国等国在历史上，封闭的地理环境都在保护国家安全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从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看，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仍产生一定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减弱，许多资源瓶颈也得以打通，但时至今日，人类依然不能完全避开地理环境的制约而存在。
然而，这种地理阻隔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人群、不同时空尺度、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下，其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就我国而言，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耸立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高原，这些阻绝地带，虽然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地理限制，但由于幅员辽阔，内部回旋余地大，在相对安宁的地理空间里，孕育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可当工业革命来临之时，中国这种安宁的地缘优势，却因西方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悄然丧失，西方国家通过控制“海权”，突破中国来自海洋的天然屏障，以实现他们管控中国生存与发展权益的目的。
从地缘政治影响的视角看，地理限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多维性，这是源于地理空间的多维性，如高山、海洋、大气层、太空等；（2）层次性，这是源于地缘政治分析范围的层次性，如周边、地区和全球等；（3）整体性，这是源于世界政治地图的整体性，各种政治力量必须以战略的眼光，看待纷纭复杂的世界。
突破与意义
总体而言，突破边界高山的“地理限制”，主要有以下3种思路：（1）新的科技手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先前无法实现的改变，在经济实力与科技手段的支撑下，已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如在高山地区进行大规模修路架桥、铺设电缆、兴修水利，等等。（2）规避与替代方案。即规避可能造成重大损失的“地理限制”节点和线路，选择另辟蹊径，迂回实现合理的目标。（3）战争与归化。即以战争的方式，解决“地理限制”实体两端不同人群的归属问题，以消除因国别因素而造成的心理隔阂。
“地理限制”的规避或突破，对国家地缘政治格局来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具体就中印边界“地理限制”的改变而言，其主要意义有：
（1）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和孟加拉国吉大港经济工业园区的投资建设，规避和突破喜马拉雅山脉的地理限制，不仅深化了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贸联系，而且提升了中国在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地缘影响力，为我国“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保障。
（2）借助地缘优势和经贸通道的辐射作用，强化我国西藏地区在国际联运大通道中的枢纽地位，进一步改善青藏高原的通达性，以及与我国内地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对提高藏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通过共建亚东地区乃堆拉山口的边贸口岸，消除亚东地区的“地理阻隔”与紧张的地缘态势，解决源于中印边界问题、西藏问题所导致的两国互不信任问题，对构建中印之间紧密的经贸合作，缓解印度对亚东地区战略制衡地位的担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