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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担心不无道理,既然巨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依然属于“预算外收入”,就不可避免导致“预算外使用”。
另一条改革路径是在民间和社会力量推进下的政府预算公开化。前一场改革是要将大量失去控制的预算外收入“关进笼子里”,而后一场改革则是要将已经锁进笼子里的账本“晒在阳光下”。
2007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财政预算、决算报告,财政收支,各类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列为重点公开的政府信息。以此为契机,新一轮预算公开拉开序幕。
2009年全国“两会”后,财政部首次公布了经全国人代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报告和中央财政预算的四张表格,迈出了中央财政预算公开的重要一步。次年3月,财政部在四张表格基础上,又增了八张表格,内容包括中央财政国债余额情况表、中央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表等。
与此同时,国土资源部、科技部等74家中央部门也向社会公开了部门预算收支总表和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2011年4月,财政部又在中央部委中率先公开“部门账本”,将行政运行支出等情况公之于众。
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预算报告的内容除了公共财政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大类,还首次编报了2013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白庙乡”依然是孤例
在中央部委“身体力行”的同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公开也在逐步推进。早在2000年,河南焦作成立“财政信息服务大厅”,公民可进入查看部门预算。随后,政府债务预算和非税收入预算等八大预算项目全部面向社会公开。
2005年开始,浙江温岭市进行了参与式预算试验。2007年,江苏无锡和黑龙江哈尔滨等城市也在区、街道进行了参与式预算试点。
地方政府预算公开的一个关键节点发生在2009年,当年10月,广州市公开了114个政府部门、近300亿元的政府财政预算,这在全国属于首次,被称为地方政府预算公开新突破。
不同于中央部门的账本,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情况复杂,公开也更难。
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长期为推进政府预算公开而努力。这个组织先后向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统计局等十多个部委,以及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几个城市发出共计上百封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政府部门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