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环保部长陈吉宁如何突围污染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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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2月28日讯 （记者焦梦）2月27日下午闭幕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陈吉宁为环境保护部部长，公众对新上任的陈部长能否扭转“雾霾锁国”、污染严重的艰难局面，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为此，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文，梳理回顾当前环保工作遇到的种种困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重新出发，畅谈对新任环保部长的期许。
“从来没有一任环保部长的去留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大的关注，”常纪文回忆说，“前任部长周生贤因松花江污染事件而临危受命，而现在的污染程度已经从点到面，到了不得不治理的地步。”常纪文希望陈部长在污染物高位叠加期有所作为，为突破当前的环保困局做出自己的贡献。
环境保护要有大视野、大胸怀
最近几年环境问题特别严峻，环保界也在不断反思和展望。很多学者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提出了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历史拐点，认为对环境问题进行历史总结非常必要。
常纪文认为当前的环保治理首先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在对历史转折点形成共识的当下，解决好历史定位问题。目前环保监管存在一些误区，把问题都归结为立法和执法不严。
为此，对环境保护工作应把握好四大问题。
第一，资源配置不充分与不科学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不应当看作是道德和执法问题。因此不应片面重视执法的作用，而是应同时重视宏观调控和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如果民众连吃饱饭的简单诉求都难以满足，这时候提过高的环保要求必然难以遵守，因为解决生存问题一定是头等大事。再比方说公共汽车到站时，乌压压一片乘客等待上车，车上的座位不抢怎么办呢？所以不能以简单的道德指责来衡量资源配置不充分和不科学导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
第二，发展不足导致的环境问题不应当看作是素质问题，执法是必须的，但不应过分重视执法的作用，而是应当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对污染企业执法不严造成了环境问题，但是实际上是地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需求压力造成地方纵容污染式的增长。
第三，如何看待现在的历史阶段：环境优先不等于不要GDP的环境优先，不等于环境和经济发展完全矛盾。早在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宣言》和1992年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就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大半是由发展不足造成；此后联合国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文件都提出应把环境问题整合到发展过程之中予以考虑。也就是说，用牺牲经济发展元气的方式来保护环境不可取。牺牲经济的可持续性，必然牺牲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
习近平主席提出我国碳排放2030年达到历史顶峰的判断是非常科学的，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相对应的，我国目前处在污染排放的高位叠加期，拐点可能在2020-2030年才能到来，在2035-2040年都可能处于历史高位。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环境问题到底处于哪个阶段，要通过科技、管理创新，在创新和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有些人给环保部门压力很大，要求把所有的污染企业全部关掉。在迈向经济新常态、经济转型尚未完成的当下，简单的关停企业不但无法帮助企业转型升级，还对经济发展有阻碍作用。他强调环境问题本身需要钱来解决；没有资金投入，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没有持续性。“对环境保护的历史定位问题一定要清楚不要糊涂，对环境治理要着急但是不能太着急更不能瞎着急，”他认为。
资料来源：我国环境污染形势分析与治理对策研究课题组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有关研究，随着中国成为上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已进入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的增长转换期，逐步进入GDP年均 7%~8%左右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到2020年经济增速可能为6.3%左右。在此情景下，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污染物产生量增速下降，污染物减排压力逐步降低。
第四，要有历史方法、遵循历史规律。世界上的发达大国在发达过程之中都走了一条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清洁生产、循环经济的转型之路。我国总体走过的路是先污染后治理，这是任何一个大国特别是发展中大国都摆脱不了的发展规律。有的大国在先污染后治理时就没有取得突破，没有获得可持续性；有的大国从先污染后治理，转向边污染边治理获得了新生，最后走向了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
要想完成这一蜕变，他认为应具备科技创新、完成经济的原始积累、环境容量能够承受三个要素。我国目前已经比较成功地转向了边污染边治理的阶段，环境压力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仍然在被动的防守，但是我们现在也可能向主动攻击转型。当前我国各种污染物排放此消彼长，总体还在增加；我国已经出台《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在局部地区已经进入了这一阶段，但是总体还是向边污染边治理转型。
常纪文认为不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老路的提法是正确的，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却难以避免走这条路。我们应正视自己的问题，坦承我国要经过先污染后治理再转向边污染边治理的阶段。
